明朝……特制********之亡，说穿了是亡于中央财政破产。。更多w. 。
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居庸关的时候，北京兵部连派一个信使到外地请求援兵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中央财政窘迫的这等程度，无论是对辽东用兵，还是对内镇压农民军，已是没有可能。且不说偌大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小家庭，没有钱也是万事俱休。实际上，在崇祯朝的最后一年，中央机关和皇帝几乎虽然都做不了，只一味在北京城中等死。
明朝之所以穷成这种样子，除了北方几省连续多年的大旱、蝗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赋税收不上来，而为了镇压国内的反判和迎接辽东建奴的挑战，军队和官员数量年年膨胀，最后终于将大明帝国给拖垮了。
古人有一个句话非常出名：天下财富有一定之数。
其实，说的只不过是农业产出。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农业税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土地只有那么多一点，每年所收的赋税也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但到了明朝末年，因为土地大量被士大夫、达官贵人和皇室兼并，这些有功名的读书人和皇族可是有免税特权的。而普通老百姓为了逃税，也纷纷将土地挂在士大夫和皇族名下。于是，如此一来，国家所收取的款项年年缩水，国家财政逐渐入不敷出，处于危机边缘。
万历和天启帝敏锐地发现这其中的不对，于是，着两任皇帝开始在开源动起了脑筋。毕竟，农业税这事涉及的太多王爷和官员的利益，若要动，那就是捅了马蜂窝，政治上的风险实在太大。还不如在开源上‘花’点心思。
于是，两任皇帝就将亲信太监派出去做矿监，收取矿产税，又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商业税。在这两任皇帝之前，古人根本就没有商业税这个观念。到万历、天启两朝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所产生的财富自不是农业所能比拟的。
就这一点看来，这两任皇帝的目光也算超前。靠着矿产税和商业税，万历、天启两朝总算平稳地度过了财政危机。
不但如此，还积累下了不小的财富。这才有万历三大征的赫赫武功，这才有天启帝的辽东军事行动。
可在封建社会，商贾的地位低微，在官府的眼中就是待宰的‘肥’猪。但凡一个商贾的生意做到一定规模，必然会与官府勾结。渐渐的，江南的商业和矿山就逐渐被士大夫阶层把持。
万历、天启两任皇帝在商业税上动脑筋，无疑是从官僚集团口中抢食。
所以，等到崇祯皇帝登基，文官们一通忽悠，忽悠崇祯皇帝裁撤厂卫，废除了了所有的商业税，将小冰河期明帝国唯一可靠的税源拱手让给士大夫们。等到小冰河期一到，北方农业一完蛋，明帝国收不上税来，而无论是打仗还是赈济灾民，安置受招安的农民，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崇祯皇帝只能将眼睛一闭----闭上眼睛，前面就没有悬崖。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明朝之所以‘弄’成今天这种局面，同九千岁魏公公真没有一文钱关系。
不但如此，魏忠贤还是一个能做事，想做事的人。
老魏这人好权，却更好名。否则，他也不会还活着，就让各地官员替他建生祠。
好名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愿意做些实在的政绩，也好千古流芳的。
在他执掌朝政的那几年，派到地方上收税的太监凶横霸道，非常得力。靠着他的竭力位置，辽东那边的仗虽然越打越大，可好歹也能维持下去。甚至，还提供大量的资金让关宁军在辽西走廊构筑了不亚于后世马其诺防线那样的堡垒群，终天启朝七年，东北建奴都无法深入关内一步。
而且，有他这个强力人物在，朝廷的君权、相权、宦权处于平稳状态，国家也在朝的好的方面发展。
问题是，崇祯皇帝一登基，就靠拿下整个阉党立威巩固帝权。
阉党案已经做成了铁案，表面上看起来根本就没有翻过来的可能。而但凡被朝廷定为阉党的官员，也谈不上任何政治前程。
弘光皇帝以前也只听人说明朝是被魏忠贤、宦官和厂卫祸害成现在这样的。等他登基，知道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才愕然发现，要说祸害大明朝的，好象除了阉党，文官集团甚至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
倒不是谁有心要将朝政‘弄’成一团糟，关键是文官集团一枝独大，缺少了制约。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所谓的东林君子也不例外。在制订国策的时候，必然要向大官僚、士大夫倾斜。
如此一看，东林端的可恶，必须制约啊！否则，还要我这个皇帝做什么？
所以，弘光就叫人把钦定逆案的原始记录拿来看。
作为崇祯皇位的继承人，弘光皇帝也没胆子给阉党翻案。
可马士英却敏锐的觉察到，天子准备扶植壮大自己的力量用来对抗东林官僚集团。
这个时候，他立即抛出已经在手头捏了一个多两月的钱谦益的《愚臣报国心长等事》的奏疏，并以“钱谦益乃是实心用事”之人为由推荐给弘光皇帝，请求朝廷起复这个曾经的朝廷高官，前东林党首。
钱谦益这份奏疏厉害就厉害在，以目前大明朝的困难情形来看，朝中百官应顾全大局，不要再谈什么东林党和阉党，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用。
若是在存有‘门’户之见，那就是结党。
“‘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