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将濒于破产的恒源祥扭亏为赢的吗？”
江帮主的话让虞恰卿等几个老头脸色有点难看。
江帮主使恒源祥公司扭亏为盈的改革方案太过超前，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成立劳资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质量等重大问题，并发动全企业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此外，还实行集体分红制，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作为职工的集体奖。
恒源祥实行江帮主这个计划之后不仅增加了纱厂的竞争能力，使职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使职工感到自己是组织的一部分，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工作，形成了归属感，很巧妙的抹消了这个时代工人普遍对工厂主存在的严重对立情绪。
这种管理方式在后世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时代，这种创新，前提是，资本家们愿意与工人分享利润，现实是，更多的资本家不愿与工人分享利润。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二条腿的工人满地都事，你不干，身后有的是人干。”
大量进入的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为资本家们提供了过剩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在选择劳动力方面有着更多的余地。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们为了在城市中得以温饱，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压榨。
也只有江帮主当家做主的江山财团，以他得铁腕，才做得出这种改革。
江帮主接受过强大的政治教育，而且马桶盖上永远摆着阅读过一半的德文版的《资本论》，对于资本家的本质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他们剥削的方式有着深刻的认识。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实际利润，而这其中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根据江帮主所知的历史，美国的资本家们已经提前进入了相对剩余价值时代。
当亨利·福特坚定地把股东红利的一半拿出来，进行“5美元”革命，在美国产业史上写下了高薪制度历史性的第一页时，美国便提前进入了相对剩余价值时代。
其实福特汽车工厂自开办以来，在劳工福利方面搞得还是不错，付出的工资高于其他汽车公司，还先后为工人开设了医院、食堂和商店，为职工子弟开办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但这些都比不上疾风暴雨的“5美元”革命。亨利·福特的“利润分享”计划，还赢得了一大批普通群众的拥戴和崇拜。当亨利·福特到纽约时，纽约市民再也不是把他看成是以前那种普通的汽车制造商了，而是当作第一流的社会知名人士。美国人民称亨利·福特为美国英雄，对他的”5美元革命”作了热情洋溢的高度称赞。福特从此脱掉令人民众讨厌的资本家外衣，以慈善家、改革家的形象和姿态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
福特以宽厚的战略取胜的经济方案，一箭数雕，成效卓著。实际上这也是日渐积累的劳资危机逼迫福特孤注一掷，新的“利润分享”计划平息了劳工紧张的情绪，调和了劳资矛盾。“5美元”的日薪制驱使工人“服服帖帖”为福特公司工作。工人们渐渐明白了要挣到每天5美元的工资，就必须服从5美元工资的纪律：福特汽车公司要求工人提高生产率和接受公司的种种规定，不这样，就要被解雇，或者决不会拿到最高工资。一个工人必须经过试用合格，才有资格拿到5美元的工资，这样一来，跳厂的工人大为减少，劳动力变更率降低了90％。无故旷工的人更少了，由过去的10％降到36‰。职工“服眼帖帖了”，厂内没有一句反抗之言，因为人人都明白，任何不服从指挥的人都会被撵出大门，而无条件地迅速服从则有利可图。职工们为高工资所刺激，发挥了更高的生产能力，产量猛增，产品成本降低，福特公司所获的利润远远超过了提薪的花费。公司从1914年到1916年间，纳税后的净收入，分别为3千万美元，2400万美元和6千万美元，其利润增长之快，使当初咒骂福特的人们目瞪口呆，望尘莫及，对亨利·福特这种以小破费获大盈利的高超手段惊叹不已。
这就是“利润分享”计划的绝妙之处，5美元工作日仅仅是一笔好生意。但在这场5美元的革命进程中，亨利·福特实际上也扮演了为职工谋福利的角色。
而世界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停留在半调子的绝对剩余价值时代。中国也是其中之一。绝对剩余价值剥削太露骨，太野蛮，太不文明了。江帮主收起他的那张血盆大嘴，让自己看上去更想一个扮演了为职工谋福利的慈善家，而非血淋淋剥削穷苦人的资本家。
如美国商人福特提高工人时薪一样，江山财团在恒源祥纱厂全面参与管理改革计划，由此带来的效益远超过美国的福特，但是轰动效果不过是在上海滩华商的小圈子里。
当然，还是反对的声音为主，所以在江帮主提出来之后，大家的脸色就都变了。在这个时代，中国还没有资本家愿意拿一半的利润分给工人。
虞恰卿并不懂江帮主的那套从《资本论》学到的相对剩余价值论，更不要说后来美国人的“社会人”理论，他说道：“你做慈善家吗？每年拿出那么多钱去补偿、迎合那些工人值得吗？”
江帮主申明道：“没有补偿和慈善的事，我一分钱也不多掏。这是我们做出的降低成本的最佳措施之一。”江帮主用桌子上的瓜子向他们解释了什么是相对剩余价值：“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提升，企业效率取得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