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总支作为一级组织，又不是政法机关，是无权随意关押人的，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要关人也得由派出所来，而且派出所必须有关押人的根据和理由，要有准许关人的审批手续，法律规定关人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过了二十四小时，要么放人，要么收监。林子安生性是个规矩正统的人，在法律上更不越雷池半步的，村干部们越强调他们的理由，他越觉得非同小可！既然如此严重的事件出在他驻村期间，又是他部下离岗谋生而去之后，要关出人命来，他的责任就更重了一层。林子安想一时难以说服这些村野之人，就坚持说：“郭书记，你们既然是这种态度，也得让我去尽尽责任，我去总支找王昌贵作作工作。”郭小川笑了下说：“这事怎么让您知道了，这种事您是管不了的，对实际问题就要有更实际的办法来解决，您就当不知道的，早点回颜医生家去休息。”林子安觉得独自一人没法说服他们，再说自己不过是个工作组，工作不了就走么，又管不着他们的帽子，掌握不了他们的命运，就换了种语气说：“我一个人，黑灯瞎火的，又冷风刮人的，怎么回颜医生的家，我今晚同你们去总支算了，我要有个什么事，不说县委郭书记要找你们算帐，我老婆也不会饶过你们，她一定要来找你们要人的。”郭小川环顾了一下众人，忙大着声说：“哟，我的县领导，您是钦差大人！您说去总支就去总支吧。”他们随后起身出门，郭小川又说：“林队长，你把自行车丢在谢书记这里，坐我的单骑，我跎你。”
一路风声疾紧，黑夜茫茫，单骑靠着象莹火虫似的微光向周家责任片颠簸而去。林子安双手将车尾杆抓得紧紧的，前有郭小川的身子挡着，又不吹风又不受吓，还在思索着村干部们的话语，思索着农村款子难收的矛盾。这是农村出现的贫富差别与人平亩平户平均负担的矛盾，是与群众之间的现实和品份思想的矛盾。他记得过去学历史时，老师讲过是中国人不反穷而反不均的思想在现实中的体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推行了这么多年，而老百姓的平均主义思想观念还没有变，随着贫富差别的越拉越大，农村矛盾会愈来愈深。然而，林子安还无法思索出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他们风一阵的进了周家责任片。尽管改革成了责任片，那是文件纸的名称，人们觉得还是那叫习惯了的管理区。管理区的小院早已淹没沉寂在呼啸之中。郭小川熟练地停住车，让林子安先下，他下车后说：“林队长，你就在我房里坐，我让人去把王昌贵领来。”郭小川打开房门拉亮电灯，领林子安进房，请他坐，自己便离去。林子安一人静静地坐在郭小川的房里等候，想这郭小川还是个明白人，知道来总支就是不放心地要见人质。不一会，几个零散的脚步声传来，王昌贵果真被人带了进来。林子安注视他，见他惊魂猫眼的，想叫他别怕又怕他受宠若狂，便严肃地说：“你就是王昌贵？”他说出这句话后又好象觉得自己在撒干部威风，用这种口气怎么能和他沟勾通呢，便换了语气说：“你坐下。”然后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县里派来的工作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吗？”王昌贵听说过有工作队，是县里派来帮助农民减负增收的，就是一直没有谋过面，此时，心里便有了一定的底数，知道大干部比小干部好些，土改时不就是把那些在地方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给镇压了的，那些大战犯都留着，还有末代皇帝傅仪也留着，便心里有话就直说：“我就是心头有气，要发泄，简进象头发性的牯牛！”林子安心里好笑他自作的比喻，还是认真端正地说：“你坐，慢点说。”王昌贵并不象个粗壮的野汉子倒象个下岗回乡的工作人，他在林子安傍边的凳子上坐下后，林子安继续说：“听说你去深圳打过工，是见过外面世界的人，我的一个小弟下岗了，也出去在东莞找工，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