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算是你想抄也未必能找到原本。有的经书只有一本，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若没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很可能连看一眼的福份都没有，更不要说抄了。
所以说，贝叶经是很不容易被带出天竺的。
在当时，中国、西域、中亚乃至东南亚国家，判断一个到你的国家传播佛法的天竺僧人是不是高僧，有没有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是否携带佛经，携了多少经。
那些没有携带经书的游僧，通常都是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才开始凭借记忆把经书默写出来。绝大多数的游僧都是如此。
最早来到中原的两位天竺僧人，一个叫迦叶摩腾，一个叫竺法兰。他们原本在大月支讲学，被中原使节请到洛阳时，携带了一部分贝叶佛经，用一匹白马驮着，在阳关斜阳无限关山的背景下，伴随着一路银铃声款款东来。
汉明帝盛情款待了两位天竺游僧，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一座佛寺，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佛寺“白马寺”。
两位游僧将带来的梵经翻译成了汉语，按章节的多少，定名为《四十二章经》。
自此，中华大地始闻西天梵音。
后来人们才知道，《四十二章经》只是《法句经》的一小部分。早期的佛典翻译就是这样，零零碎碎的很不成体系。
在玄奘取经前100年的梁武帝时期，达摩祖师从海路来到中国，那时正是中国佛教最鼎盛的时期。
可惜，由于他来的时候没有携经，以至于当时极度崇佛的梁武帝都不是太信任他。
很多人以为梁武帝不甩达摩是因为达摩顶撞了他，说他为佛教做了那么多事却无功德可言，以至话不投机。其实那只是禅宗语录。真实的原因是，武帝见这个胡僧没有携经，心中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高僧。要知道当时由于武帝崇佛，冒充高僧来武帝这里领赏的异域僧人太多了！
其实，达摩出身王族，系婆罗门种姓，身份是非常高贵的。但他所修习的性宗在印度的大乘佛教中不属于主流，所以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没有携经。
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三宗：空宗、有宗和性宗。其中空宗、有宗是主流，一直在相互辩论争吵，搞得非常热闹。而性宗是非主流，只在极少部分人中传承，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有趣的是，在印度非主流的性宗，到了中国之后却一跃而成为主流，这就是禅宗。
达摩后来所传的《楞伽经》是他背诵下来的。还是那句话，古印度人的记性非常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书不让拿，不让抄，那就只好用背的了。
后来，西域和中亚等国延袭了印度人对佛经的神圣化处理，也不允许随便抄经，更不允许买卖佛经。很多经书因此被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让那些求法者费尽了脑筋。
《放光般若经》梵本则是由更早的汉地求法者先驱朱士行大师从西域取来的，就因为这个导致了许多波折。
朱士行是中国汉地第一位出家受戒的比丘，法号八戒，比玄奘早四百多年。同时，他也是中原僧人中第一个前去西域求法的取经者。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二位大师译出《道行般若经》，又名《小品般若》，八戒出家受戒之后，便在洛阳钻研、讲解此经。然而他发现经中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原来，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许多，以至讲解起来词意不明，无法贯通。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本《般若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其实，《般若经》是一部极大的经，其梵文抄本分散在当时的西域各国，都属于秘不示人的宝贝。
八戒大师于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于阗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道，天竺佛教经由此地传到中原，因而在当时号称“小西天”。
大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找到他想要的经书，即《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计九十章，六十万言，他又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将其抄写下来，准备带回中原。
然而当地的佛教领袖们上奏于阗王，他们说：“汉地沙门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其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
于是国王派人将他拦了下来，坚决不放行。
或者说，想走也可以，但是经不许带走。
这件事令八戒愤慨不已，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当着于阗王和诸位僧人的面，建议由佛祖来决定佛经的去留。
具体来说就是，点上一把火，把经书付之一炬——“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
国王同意了他的请求，下令在殿前空地上积起此薪，当众焚经。
众目睽睽之下，八戒大师将自己亲手抄录的《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丝毫未损！
佛祖显灵了！在四周大众骇服的目光中，八戒大师含泪合掌道：“我佛慈悲！”
佛经终于可以流传中土了，不过大师自己却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已经八十岁高龄，力不从心。于是委托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经书带回东土。
就在弗如檀等人走上东归之路不久，八戒大师圆寂于于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经书烧不掉？是佛祖真的显灵了，还是另有隐情？
据说，这是八戒大师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把经书抄写在了石棉纸上，所以才能够过火而不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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