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深夜十一点多钟，何秋霖方才回到家里。
家里人都已睡了。为了不打扰住在外屋的小保姆，他进屋后没有拉亮灯，而是轻手蹑脚地关上门，然后浑身乏力地跌坐在木沙发上。在这万物寂静的午夜时分，他的内心不由地陷入一种伤痛和悲哀之中。
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死神竟然狰狞地伸出了一双魔爪，毫无仁慈可言地夺走了陈焕分局长年仅五十四岁的生命，这件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无疑给何秋霖在惊恐之余带来了一种心灵上的强烈震撼。生命正处于青春年华，活着的人生激情也正为世间诸事所累，何秋霖平时根本不会有时间坐下来去静思“死亡”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疏于去探究和感悟生命本源的意义。而此时此刻，他不由地去思考了很多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生命中的那种百般脆弱和无可奈何，竟然促使他深刻地反省着一个人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屋里的灯泡突然被人拉亮了。
“叔叔，你回来了？”阿云从蚊帐中探出头，看着坐在木沙发上黯然发呆的何秋霖，十分疑狐地问道：“黑灯瞎火的，你怎么不去睡觉呀？坐在这里怪吓人的。”
“哦，我没事，”何秋霖纷乱不宁的思绪被打断了。他长叹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站起身，歉意地说道：“你睡吧，我进屋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在市火葬场礼堂举行了陈灿分局长的遗体告别仪式。市局、各分局和工商所的很多同志都来参加了追悼会。面对着穿着一身工商制服仰躺在鲜花丛中的陈灿分局长，市局的主要领导亲自致悼词，对陈灿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告别仪式上，何秋霖走上前去，怀着万分悲痛心情，给陈灿同志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默默地念道：您安息吧，我们的好局长。
屈指一算，何秋霖从省工商学校毕业后走进社会，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初到工商所工作，他的所领导就是陈灿同志。陈灿升任分局长后，慧眼识人，提拔何秋霖到分局经检中队任中队长。十年来，何秋霖一直把陈灿分局长当作自己的楷模和榜样，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公正执法，不徇私情，没有辜负陈灿分局长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第二天，何秋霖和经检中队的郑光明、方锐敏带着礼品，一起来到新竹路的宿舍区，前来看望和慰问陈焕分局长的家人。
徐阿姨开门把他们迎进了客厅。郑光明将手里的一些水果袋搁在饭桌上。何秋霖等人见到客厅的墙壁上挂着陈灿的遗像，又分别恭敬地上前给遗像鞠了一个躬，然后才各自坐下。
单位分给陈焕分局长一家的住房建于一九八五年，两室一厅，总面积不到六十平方米。客厅里的摆饰既简单又朴素。所有的家具有些陈旧了，靠墙角的木制沙发还是八十年代初期时兴的样式。眼前的情景，让何秋霖的内心不禁百感交集：陈焕分局长工作三十多年了，仍是两袖清风，家里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
“叔叔好，阿姨好。”陈焕的儿子从里屋出来见了客人。
“呵，东生长这么高了，”何秋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叔叔、阿姨们来看看你。”
陈灿生前留下了一男一女。大的是女孩，参加工作并嫁人了，早已不在家里住。小的是男孩，叫陈东生，今年十六岁，正读高一。
“徐阿姨，陈局不在了，”何秋霖拉着陈东生的手不放，说道：“家里以后有什么难处，你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大家都会帮着你解决的。”
“谢谢，谢谢。”徐阿姨不胜感激地说道。
“徐阿姨，这是我们几个人的一点心意，”临走前，方锐敏从挎包里拿出一个装有一千元的信封搁在茶几上，说道：“请您一定收下，给孩子补贴一下读书的费用。”
“要不得，要不得。”徐阿姨赶忙抓起茶几上的那个信封，竭力地要塞还到方锐敏的手里，说道：“你们能到家里来看看，我就非常感激了。可这钱我真的不能收……”
“徐阿姨，拿着，”何秋霖从方锐敏手里把信封按在对方的手里，诚恳地说道：“这是同事们的一份心意，您一定要收下，好吗？”
徐阿姨把何秋霖他们送到楼下。她和儿子陈东升一直站在那儿，目送着那辆边三轮摩托车渐渐远去……
这天傍晚下班后，何秋霖早早地就回到了家里。一家人围着茶几吃晚饭的时候，他从公文包里给出一叠百元钞票，交到妻子卢美珍的手里。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卢美珍惊喜地问道。
“我中午回了一趟父母家，”何秋霖搂抱着乐乐坐在他的双膝上，给儿子嘴里喂着饭菜，不咸不淡地说道：“这些钱是家里给的。”
何秋霖的父亲何伟，原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解放以后，他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上的企业，因从小没上过学、文化水平低，职务一直没什么动，是市机械厂一名资格最老的副厂长，五年前就办理了离休手续。何秋霖的母亲也是市机械厂的职工，三年前也退休了。何秋霖有兄弟三个，他是家中的老三。两个哥哥也都先后在市机械厂里当了工人。
为了凑钱在爱人单位里要一套资集的住房，何秋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回家跟父母开口借钱的。当母亲把家中多年来仅有的这点积蓄都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实在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