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陈素英坐满月子不久，在和平菜市场领到了一个临时个体营业执照，摆起了猪肉摊，从此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去当了兵，绝大部分人都有了一份可为之而努力的生活和事业。而对陈素英和毕胜利来说，如今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个体户，能够过上“日求三餐，夜得一宿”这样低标准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已不可能再有其它的奢望，多挣些钱养家糊口，已成为支撑着陈素英全部生活的唯一信念了。
“何干部，我愿意受罚，罚多少都行，”陈素英觉得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处罚，脸上流淌着两行泪水，带着一副哭腔地说道：“求你们不要取消我的摊位，我求你了，让我有一口饭吃。”
一般来说，不法个体商贩对处罚表示不满，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来硬的，采取死活不服的态度，或大吵大闹工商所，或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杀，直接威胁市场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来软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那模样仿佛比窦娥还冤。更有甚者，给你来个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参加工作几个月来，何秋霖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场景。不过，今天面对着陈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心里也有些隐隐作痛，对她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经商之道，以利为本，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这些个体商贩并不知道眼前的这种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而怕政策改变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个体户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明日的经营之途，却只顾眼前的既得利益，在乎着能把今天的钱挣到手。故而，鼠目寸光的经营观念，制假贩假的经营方式，尽存于早期个体商贩的经商活动之中。这时候，在国内的经济理论界中，也正为个体户“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资本剥削范畴”而争论不休。后来，这种阻碍个体经济发展的“左”的思潮和意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国家主要领导人接见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大王的讲话中，变得烟消云散。从此，个体户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已是后话了。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让胆敢故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不法商贩尝到苦头，他们才有可能记住这深刻的教训。接着，他对陈素英说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你，是我们没有给你改正的机会吗？不是，你已经是多次违反我们的市场管理规定了，如果所有的个体户都跟着你学，人人缺斤少两，我们这个市场还要不要？”
“我改，我一定改，”陈素英还是不肯走，软缠硬磨地泡着何秋霖，嘴里不停地说道：“请工商所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最后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回到摊位上把你今天进回来的猪牛肉都卖出去吧。你如果有什么要求，明天上午可以来找我们陈所长说。”
“何干部，你帮帮我，好不好，我给你跪下了。”陈素英真的就要在何秋霖面前跪下来。
何秋霖岂能让她跪下，赶紧挡住并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看着陈素英还在站身旁乞求着他的可怜模样，何秋霖的心里却不由地涌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第二天早上，何秋霖刚来上班，在工商所里屁股还没坐热，陈素英和她的丈夫毕胜利就进来找他求情来了。
说来也巧合了，毕胜利竟然认得何秋霖。他知道眼前这位工商干部是弟弟毕自强的高中同学，前两年的时候，何秋霖还跟毕自强一起到家里吃过饭呢。
“何干部，看在你跟我弟弟原来就是高中同学的份上，”毕胜利与何秋霖先套了一番近乎，这才求情地说道：“这次，你就高抬贵手了吧，行吗？下次如果她再犯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理都行。”
“友情是友情，公事归公事，”何秋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发软了。他沉思了片刻，便对陈素英说道：“这样吧，罚款五十元，回去再写一份检查，要深刻，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然后把你的检查贴在自己摊位上的显眼处，十五天内不准撕下来，能做到吗？”
其实，这个处罚也不算轻了，五十元的罚款不是小数目。可对陈素英来说，这总比吊销营业执照和取消摊位的处理轻多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何秋霖在陈灿所长的支持下，制定出台了一条市场管理新举措：对故意短斤少两、克扣顾客秤头的，除了教育和罚款之外，还要给违章个体户在摊档前挂上警告性质的黄牌。
陈素英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次的教训。在和平菜市场内，后来由她率先在自己的摊档前挂出了“童叟无欺，缺一罚十”的牌子。不久，其他个体户也跟着纷纷仿效，向广大顾客承诺公平交易。此后，该菜市场个体户的经营风貌有了明显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