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其不知，只是经此一翻事变，心中对于朝廷所谓的变法新政太冷心了，如有机会又怎会作如此打算，两江总督李大人，忠于朝廷，我入仕李大人‘门’，也不可谓不是为国尽力呀！”李善兰语重心长地道。.. 。 他对于政治不太敏感，几乎所有的心机都用在了自己专研的科目上去了。
咸丰好言安慰了一翻两人，然后道：“二位先生不用担心，先生大才，在下自当为二位先生奔走。在下与总理大臣祁大人算还有些‘交’情，今日便去为二位先生引见，明日二位先生便可执我的信物去见总理大臣祁大人，他必会为二位先生引见当今圣上，到时便可一了二位先生的报国之志。”
二人大喜，齐齐起向咸丰道谢，三人以茶代酒又闲聊了半天了，咸丰才与王李两人告辞，同时约定第二日早上便可拿着咸丰‘交’给王韬的一枚‘玉’配去见祁隽藻。再由祁隽藻引两人去见大清皇帝，也就是他自己。
之后咸丰便怀着大喜的心情离开的那家茶楼。自己一直以来做梦都想找这些晚清有学之士来帮自己一把，不想一直都没找到一个。原来原因都在奕忻那里。今天不经意出来散散心，却不意之间遇到两个大才子，而且那位叫王韬的对于政治的敏感度确实不同凡想。咸丰终于找到了个能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所指导的人才了。
其实咸丰并不知道他今天所遇到的两个人在大清历史有过怎么样的成就。他今天可谓是无意之间捡到了两个宝贝却不自知，这与他对于历史了解的不是很透有关。那位叫王韬的年轻人，在晚清历史上是个大大有名的人。只不过他的一生比较悲剧。
王韬五岁便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村里‘私’塾先生，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可谓基础扎实。王韬十八上便中了秀才，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在这里他熟知了许多欧洲的事情，聪慧过人的他培养了灵敏的政治嗅觉。
王韬外语极，他曾参与了由麦都思等上海教会分会的人组织的翻译《圣经》的工作，得到麦都思等人的一致好评。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他还对西方那种活字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几千本书刊的印刷机很感兴趣，这为他今后创办自己的报社打下了基础。王韬流亡香港之时兼任守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这成为了他开始报刊业的开端。之后，王韬一直流亡海外，接触过许多的欧洲思想，1874年，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奠定了近代报刊思想的基础。
然而他的志向却不在于此。晚年之时，王韬曾一度表明自己创报之举实是迫于无奈。相比于翻译与报刊，王韬其志实在政治。王韬是坚定的维新论者，就算是他的《循环日报》也是以论政著称的。王韬以《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认为中国唯有变法自强才能从列强的环视之中摆脱出来。
他人各个方面提出了经济、军事、政治思想三个方面改革方法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有很大的触动，而他当的政论思想更是受到当时急于寻求变法自强的日本人的追捧，曾多次受日本之邀去日本考查，写下《扶桑游记》等一系著作。
而咸丰不知道的另一位年长的男子李善兰则更是了不得。这位身着传统，表情苍桑的中年男子，是中国近代数学、天文学、力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晚清代表人物之一。李善兰是中国19世纪数学界元老人物之一，他创建了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李善兰的父亲育有三子一‘女’。李善兰与其北心梅都‘精’通于数学。自小就学‘私’塾的李善兰受到较好的教育，九岁之时就对中国古代的数学论著——《算术九章》很感兴趣，并从此‘迷’上了数学。
十四岁之时便读懂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并根据这六卷深入钻研，又结合《算术九章》的基础，造艺日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强行侵入中国，‘激’发了李善兰以科学救学的报腹理想。
“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中国)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摄，奉朝贡.”李善兰在他的《重学》序之中大声疾呼，从此在学专心钻研数学。
1852年李善兰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并在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士，其中王韬便是其中之一。并在此处与英国人亚力伟烈等人翻译了许多数学论著。他结合自己的论断与见识，与亚力伟烈等人创作完善了《几里原本》后九卷。完成了明末数学家徐光启等人的未了志愿。
李善兰一生在数学方面的论术多不胜数，其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在于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三个方面，可谓是中国近代数学史上的天才人物。而咸丰更不知道的是他捡到的这两个宝贝能为他带来的是在中国晚清史上更加有名的更多宝贝级人物。
王韬、李善兰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之时所结识的朋友之中便有中国清末数学家华衡芳、徐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