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岛，永安宫正殿。
“汉王殿下，令堂现在就在开京，好吃好喝好招待，绝没有半点委屈，就是想念殿下，希望早一点可以母子团聚。而塔察尔大王也是英雄，为难妇孺的事情是不屑做的……如果汉王殿下可以把高丽国王王倎送回开京，塔察尔大王便送令堂回江华岛。”
说话的正是刘孝元，他现在是塔察尔的使者，羽扇纶巾，谈笑风生，好一副fēng_liú倜傥的模样儿。丝毫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提着脑袋上江华岛的。
陈德兴脸色阴沉，就好像一个娘亲被人绑架的孝子见到前来勒索赎金的绑匪一样。不过开出口，却是冷冰冰毫无半点感情的话语。
“交出高丽国王是不可能的！家母失陷于贼手，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吾当亲提大军往救之，若救之不及，吾当尽灭蒙古黄金家族为母报仇！”
他转向坐在一侧的柳璥，神情诚恳：“柳相公，请转告高丽大王陛下，吾陈德兴之母陷于贼手，乃是私事，吾与高丽之盟乃是国事。因私废国，岂是吾辈所为！”
柳璥也是神色凝重的坐在现场。他当然不知道被捉去的只是陈德兴的一个“炮友”。在“血色婚礼”之后，他还代表王倎去开京帮着索要被绑架的郭芙儿呢。
而郭芙儿这些日子，的确藏在摩尼山城不怎么出来见人。也没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说郭芙儿安然无恙，被逮去的只是陈德兴的一个“炮友”——要那样，杨婆儿可就凄惨了。
除了稍稍担心杨婆儿的安危，陈德兴还想来个将计就计，利用“郭芙儿”构建一个和塔察尔谈判的渠道。同时也给塔察尔一个假象——他可以通过军事施压和外交谈判同陈德兴瓜分高丽。
因为这个蒙古宗王率兵出击高丽虽然打破了陈德兴的之前的布署，但同时也削弱了辽东的防御。习惯了掌握压倒性机动优势的蒙古人，现在大概还不知道制海权可以给陆军带去的机动力（在沿海地区）。是远远超过战马的！
如果能制造出在高丽打打谈谈的局面，就能吸引更多的蒙古军进入高丽半岛。对北伐军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听到陈德兴的话，柳璥也语调阴沉地回答：“吾高丽与中国实乃一体，殿下家事，便是高丽国事，殿下家仇，便是高丽国恨！吾王已下明诏，令高丽各地组建义师，誓与蒙古死战到底！”
这番话可不全是恐吓。这几日。陈德兴除了一一送别前来喝自己喜酒的宾客之外，便是在和王倎、柳璥商量高丽抗蒙的事情——他们当然不是真心要抗蒙的，只是因为被陈德兴控制，不得不装出一副和蒙古人不共戴天的样子来。
而且，陈德兴拿出的高丽抗蒙方案，并不是单纯的军事作战计划，而是一套在高丽建立封建秩序的政治方案。就是之前的那套在高丽行封建的办法。
行封建，当然是在中央政府无力掌控的地区或层面实行封建——要不还能这么办？放弃无力完全掌控的地盘，还是假装一切尽在掌握？
历史上，无论东方、西方。凡是中央政府，都倾向于尽可能多的控制土地人口，集中财力物力。但是中央政府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都能做到。哪怕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重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直到满清王朝时代，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就是到县城，根本无力在乡村建立起直接统治。
所以，即使在中央王朝权力最盛之时。封建，仍然依托宗族和士绅，变相存在于乡村。只是这种变相的封建不成制度，权力和义务也不明确，一切都靠潜规则运行。搞成了一个“模糊地带”。往往造成基层的“变相封建统治阶级”，譬如士绅等只享受权利。而很少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同时，他们也没有办法公开的出来主持地方自治。更不用说建立起贵族议会，贵族民主这种早期的精英民主制度，而没有精英民主，便没有悠久的民主协商传统，想要一步到位就建立起普遍的民主，往往会事倍功半……当然，这也不是说有了封建贵族就一定会过渡到精英民主上去。精英民主这种制度安排，还和欧洲古代的宗教势力强大，和世俗权力形成制约有关。
而在事事模仿中国的高丽，封建同样也模糊的存在着！不过和中国不同，如汉晋士族一样的门阀并没有崩溃。如今的高丽虽然竭力模仿宋朝，但是骨子里却是门阀垄断的两晋。
如三别抄军事集团这样的武臣集团和文官门阀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士族和庶族斗争。虽然高丽武臣一度掌握政权，但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武臣集团根本腾不出手打压遍布高丽地方的强宗大族。
（中国历史上，时不时会发生中央政权打压宗族力量的事情，但是在古代朝鲜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古代朝鲜的宗族势力远远超过古代中国。这也是现在韩国民间还保留着对传统门阀的尊敬的原因。）
而陈德兴作为外来殖民者，目前也没有兴趣去和高丽的强宗大族为难。他给王倎开出的药方，就是干干脆脆承认高丽门阀为封建领主！让他们自行在本郡组织勤王军队，自备粮草、武器、盔甲，限期到汉阳、庆州集中，接受训练和整编。
而后高丽朝廷会根据各家出兵情况进行册封。出兵多的可以当一县之侯甚至是一郡之公，出兵少的就只能当一乡之伯，一村之子了，甚至是没有封地的男爵了。若是不出一兵，那就错过机会，当不了高丽的贵族老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