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896年春，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对此张之洞奏请汉阳铁厂所出钢铁请免税厘十年，随后户部议准。援照广西丝绸、烟台果酒暂免税厘三年之案，从优加免税厘五年，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另在矿产资源专利、产品优先采购、资金挪用、官欠入股方面，清政府也为汉阳铁厂提供了诸多便利。客观上讲，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汉阳铁厂在清末不可能迎来一段发展高.潮期。
同样，八幡制铁所也受惠于日本政府的扶植，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给予多方面协助。
比如在1898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赴武汉会晤张之洞，亲自为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牵线搭桥，期间汉阳铁厂首次与日本签订出售煤、铁的合约。
八年之后，汉阳铁厂总理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和田维四郎在上海签订通易煤铁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煤铁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这事实上剥夺了汉阳铁厂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定价的权利，但盛宣怀并未察觉合同中的圈套。
自此以后，即便随着欧美工业化的不断加快，煤铁价格大幅上涨，汉阳铁厂也未能利用价格浮动加快还清贷款脱离日本债权者的束缚，而日本制铁所的钢铁生产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汉阳铁厂所提供的优质矿石和廉价生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早在合约签订之前，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即开始谋划夺取汉冶萍的控制权，他训示属下针对汉阳铁厂加强公关，以便使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采掘权全归日本。当时桂太郎认为可以利用汉阳铁厂资金不足的困境，先以技术合作和贷款引诱汉阳铁厂上钩，要求对方答应日本技师插手上述两矿之经营以及汉阳铁路局和兵工局之经营，逐步使其管理权须归于日本。确实扶植日本在汉口方面的权利，并对中国将来之形势有所准备。
虽然两国政府均给予两家企业种种扶植政策，但受制于各自的管理水平和政治局势，政策执行的方式和效果却存有较大差异。
大体上说，清朝中央政府缺乏发展钢铁工业的智识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能积极主动制定政策和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发展，多数情况下，是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主事人员的请求下，被动地同意某种做法。
尤其是在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后，盛宣怀大权独揽，中央较从前更少主动关心公司事务，以至于在公司在签订大笔日债后，中央政府竟毫不知情，而社会各界对汉阳铁厂经营内幕亦讳莫如深。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视创建八幡制铁所为国之要政，积极筹划，科学论证，其态度之严谨与清政府有霄壤之别。
八幡制铁所建设规划可追溯至1891年，是年素有铁松方之称的松方正义组阁，对制铁事业表现出浓烈兴趣，冶金专家野吕景义趁机提出制铁所建设方案，于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军方提出资金总额为二百二十五万日元的海军制钢所建设案，不过该案最终遭到议会否决。
尽管如此，制铁所的准备工作依然稳步推进，随后农商务省设立制钢事业调查委员会，由陆军省、大藏省、农商务省、海军省、工科大学、贵族院议员、专家学者和社会代表各派一人组成，先从事铁矿调查、铣铁和制钢试验等准备工作，并调研设立制铁所的目的、方法、位置、机构设置及经费等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为同中国争夺海上霸权，全国掀起军备建设高潮，制铁所建设案也再次被提议。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议会最终通过军备扩张计划，制铁所建设计划最终获得通过，随后农商务省正式成立制铁事业调查会，分设制铁试验、制品种类及产量、厂所位置、机构组织、建设计划和建设预算等六个特别委员会。
相较之下，中国政府对汉冶萍的财政支持显得力不从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财政濒于破产，在汉阳铁厂最困难的时刻结束了资金挹注，从此汉阳铁厂必须依靠自己筹措资金，而其渠道不外乎招股和借债。
然而，在经营尚未起色、连年亏损的情形下，民间资本裹足，招股之难，可想而知。为解决资金困难，汉冶萍不得不依赖借债，这一点正中了日本政府的下怀。
于是从1904年开始，日本财团就向汉阳铁厂提供借贷资金，这种合作的性质看似商业贷款，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幕后策划，最后经内阁会议裁决，而且贷款来源也多来自日本国库。
正是由于对华贷款并非纯粹的商业贷款，因此日本方面并不在乎贷款利息，而是非常注重其长远影响力，目的在于借此控制汉阳铁厂，实现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向日本财团训示，汉阳铁政局和萍乡煤矿借贷利息可以稍低，但借款金额要大，同时以贷款作为交换，要求中方延长日方掌控大冶铁矿石采掘权的年限，并将汉阳铁政局和萍乡煤矿的所有资产抵押给日方，如果还能争取到汉阳铁厂聘用日本人为技师负责业务最为适宜。
正是依靠着日本官方对于中国局势的精准把握和外交操盘，日本八幡制铁所成功地将中国汉阳铁厂塑造成了资源基地，它从1901年开始依赖汉阳铁厂提供矿石和生铁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