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个电话
北平的会议一结束，一与会者就匆匆离开会场。他一路没有和任何人招呼，径直来到一间无人的房间。他拿起黑色的电话筒，摇了几圈摇柄，拨打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肯定很熟悉，他拨打时没有一点停顿，确认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出发了！”
第三章一辆伪装的车
（一）
1937年7月28日华北平原
这本是个吃瓜的季节。
华北的天气是炎热的，但常有阵风吹来。风中夹杂着泥土和麦草的的气息，不再弱弱的小粉蝶，在田埂边不知名的小花间飞舞着，皮靴踩踏的小草间时常蹦出几只褐绿色的蚂蚱来。
南苑城边，大红门附近，有一大片麦田，麦田中间有一条公路，一马平川，只有公路旁边有一小高地。
在小高地上，在新挖的战壕里，日军第七中队队长正举着望远镜，不断注视着南苑城里的情况。他的身旁，架着第三机枪中队的数十挺机枪，轻重机枪都有。特别是轻机枪，外形怪异，枪托全都向右倾斜着，太阳光照在上面，闪着幽蓝的光，仿佛要压住天空的淡蓝。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歪把子，日本人叫它九一式，因为是在生产于日本神武纪元2591年（即1931年）。其实用这种轻机枪冲锋起来，没有当时中国部队常备的捷克式轻机枪好使，但打伏击就没啥差别了。
在机枪阵地后面的一，二十米处，是一排掷弹筒和迫击炮，这是中队长特意安排手下为之的，为的是大面积杀伤。因为联队长数小时前下命令时，一再强调赵登禹，赵登禹。
赵登禹当时华北的日军都很熟悉这个名字，1932年的长城抗战，就是他的大刀队砍了不少日军的项上人头..
在小高地下的麦田里，还藏着一排战壕，这是为一次打击后，延伸射击用的。
（二）
下午的时候，鬼子中队长终于从望远镜里看见一支不小的部队，沿着公路开过来。
队伍最前面是骑兵，骑兵的腰间都挎着马刀，身上不但背着不长的骑步枪，不少骑兵还背着把大刀。
骑兵后面是一队步兵，他们有的也背着大刀。骑兵和步兵大刀柄上系着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很是扎眼。步兵队伍后有三辆车，两部卡车，一部小车。那小车夹在两部卡车中间，甚至在车上还做了伪装。看到这，鬼子中队长吩咐了一下身边的小头目，他的意思不用写大家都能猜出，就是打起来，要重点关注那辆小车！
三辆车后面还有不少部队，估摸着有2，3千人。
日军队长一看，不禁有些慌张，如果让他们早发现有埋伏，分散开来，前队顶着埋伏的部队，说不好日军就被中国军队包围了，毕竟日军只有几百人。所以当中国军队离伏击阵地只有300米左右时，日军中队长才用力向下一挥手！
（三）。
在公路上撤退的正是中国军队第29军的部队，正由赵登禹师长率领从南苑防地撤下来。南苑原是29军军部，28日日晨，日军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主力所在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卒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
日军又出动30多架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2时，战死约5000人，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
因当时的平津地区的“一把手”宋哲元心存与日军和谈的幻想，赵登禹是战前刚到南苑的，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兵力不占优，当赵登禹到达南苑时，所部132师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尚未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点兵力中，其中有一团为学生团，所谓学生团就是平津爱国学生和流亡关内的东三省的学生组成的，日军突破的方向就是他们团的防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通风报信。
战至下午，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腿，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负伤。后又遭日军飞机轰炸，头部重伤，为国捐躯。赵登禹只能率领剩余部队撤退。撤退时赵登禹也已经负伤，只得坐在车里。
（四）
几千年来崇尚孔孟之道，把“中庸之道”、“和为贵，忍为高”作为座右铭的中国人，地虽广，人虽多，物和日本比起来也算丰茂，却往往成为一盘散沙，当时无法与小日本抗衡。要战胜这样一群疯狂得如同野兽一般的敌人，中国人单单依仗个人的不怕死还远远不够，必须把所有自己所有的民族精神作为黏合剂，使全体国民真正像钢铁般坚强，并把自己的队伍训练得比野兽之兵更凶狠，这样才能打垮敌人，获取胜利。
而抗战初期作为主力的国军，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他们长期进行的是新军阀和旧军阀，新军阀和新军阀之间的争斗，他们习惯于打政治仗，擅长搞合纵连横，鲁迅先生有一句诗表现的最为妥帖——“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这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明显是准备不足的！
给读者的话:
如今，日本常做挑衅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事。愤青高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