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东北部的中心城市遵义，迎来了新一年的第一场雪。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位于西南战区后方的遵义，因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的直接影响，当地人正忙着为旧历新年做准备，餐馆里漂浮着特有的茅台酒的酱香。
在街上购买年货的人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满面风尘的学生。半个月前，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搬迁到了这里。穷归穷啊，中国人的传统嘛，无论何种状况，年总是要过的。
抗战后，浙大从杭州一路西迁，先后落脚于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
1940年的12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国立浙江大学组织第五次搬迁，向贵州遵义流亡。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临近年关，才陆续到达遵义。初来乍到的浙大师生对这座山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遵义，人们常说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虽说是说说的，但是确实遵义那地方确确实实是比较贫苦的。虽然有钱的人也有，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比较苦。
普通的当地老百姓穿的衣服都是很多是衣不蔽体，就是穿个裤子，上衣没有的人多得很。
遵义位于贵州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黔北交通要道；在贵州是仅次于贵阳、安顺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盛产柞蚕丝、白木耳、桐油、牛羊皮等；许多土地上种植罂粟；食盐需从四川运输进来，因此盐价很高。
遵义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年前就考察好的地址。此时，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加之大批难民一路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七万多，激增到十万人。一年前空闲的房屋，如今人满为患。
国立浙江大学搬到遵义以后呢，与其说是搬，不如说是逃逃到遵义以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房屋问题，校舍问题，我记得竺校长当时来的时候，找的地方有一个县长叫牛木真，县长，有一个专员叫牛千钧，他们都非常表示欢迎。但是他们这个欢迎是，不一定落在实处。
那么学校的老师花了很大的精力，把稍微空一点的房屋和空地方，基本上就都租了下来。当地学校里面，有的学校放假了，那么他也租下来，有的老百姓家它地方也比较大的。有个地方叫何家巷，巷子里面的话，租了一些房间。
遵义的房租大幅上涨，比浙大到来之前上涨了6倍，出租房屋成为当地居民新的收入来源。
遵义城里的何家巷每年要五千块租金，学校说太贵了，没有这么多钱。但是没有办法，要住、要教学、办公啊，只有一个子弹库，就是现在的遵义十一中，是没有花钱的，那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子弹库。后来他们子弹库搬迁以后，学生们就搬进去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