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穆兰最讨厌这种“选择死一个还是选择死一百个”的命题。
在她这么多年的从警生涯里，也曾见过穷凶恶徒之辈抓了人质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事情。虽然她只是个法医，可也有那些可怜的人质最后还是死了，让她去查验死因的。
很多家属不能接受他们的家人是因为凶手的丧心病狂而死，他们情愿相信是政府不愿意接受对罪犯的妥协，从而逼死了他们。
很多时候，即使接受了妥协，人质也不一定能安然回来。
这样的工作，有时候能让贺穆兰难过好多天。
在现代，为了稳定罪犯的情绪，能够满足的愿望自然是尽量满足，或者在谈判中得到一些让步。可是有些诸如“给我五个亿”或者“你让谁谁谁给我自杀”之类的愿望，简直就是不知可谓。
任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答应的愿望，可依旧有不少人会以无辜者作为筹码，期望着善良的“当政者”或舆论媒体能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满足这种愿望。
像卢水胡这样的人，搁在贺穆兰的年代，直接就被列为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分子了。
若说在现代，平民百姓的性命至少还有舆论媒体和大众关心着的话，那在古代这种信息不发达的地方，若是上位者刻意要隐瞒死亡的消息，那可能即使是死上一个村一个乡，上位者一句“贼寇作乱”就打发了，而且还成功的把这种仇恨转嫁到“贼寇”身上去。
这些卢水胡人想的很好，布置的也很巧妙，但他们却可能没有领会到“政客”这群人，究竟是群什么样的家伙。
贺穆兰本没有义务也没有目的替双方想的周全，但花木兰的家人在这里。
继承了花木兰一切的贺穆兰，不得不为现在这具身体的家人考虑。
贺穆兰不知道崔家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拓跋焘面对这种会忤逆自己威严的“绑架”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所以她不能赌。
她不能赌崔家人会“大义灭亲”，也不能赌拓跋焘会乖乖放出两位高僧。
若说她被游可说动而为了救崔琳来这里，起初只是想在大败盖吴后说出“你放了崔琳，离开虞城”这样的要求的话……
那么从白马明显受了惊吓说出盘算开始，贺穆兰就在脑子里迅速的盘算起该如何制止可能发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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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喜欢看“人与自然”这类节目的人，大概会知道对于那种袭击过人的猛兽，当地一定会想办法捕杀掉。因为一旦袭击过人，并且发现捕猎人类比捕猎其他动物容易的猛兽，只要尝到了甜头，就会开始频繁的袭击人类。
哪怕人类有枪有武器也不会退却。
所以对于曾经袭击过人类，哪怕没有真的咬死人或者吃掉人的动物，也是一定要捕杀掉的。否则那个族群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族类，膨胀成一种蔑视人类的能力和生存空间的食人怪物。
人作为高等动物，在某种情况下和这些猛兽没有什么区别。若是卢水胡人尝到了“我一去威胁平民的生命安全大魏的朝廷就会妥协”的甜头，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而为了不让卢水胡人一而再而三的做这种事，魏帝势必会出兵彻底镇压卢水胡人。
卢水胡人可不止盖吴这一支，包括被征服的北凉在内，卢水胡的人数并不在少数。
若说在魏地出没的卢水胡人大部分是佣兵的话，那原本在北凉国境里生活的卢水胡人也有不少以农耕或做小买卖为生的，这些人何其无辜？
就和现代时候伊斯兰极端分子一多，恐怖袭击一多，导致很多普通人都开始惧怕讨厌那些狂热的穆斯林一样，情绪的感染是一种很难避免的事情，贺穆兰并不想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北魏又从外战开始演变成内战。
她相信已经不知道去哪儿的“花木兰”也不希望是这样的。
贺穆兰已经托花木兰卸甲归田的福，开始过着一种平和的生活了，不想再重披战袍。
那么，只有彻底掐断盖吴这种想法，让卢水胡在还没有尝到甜头的时候就先品尝到失败的滋味，这种可怕的趋势才会终止。
贺穆兰不要盖吴的性命，也不要任何人的性命。
她要所有人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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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吴死死地盯着贺穆兰，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封死他日后许多的道路。
“你杀了我吧。”盖吴咬牙说道，“若是我答应了这样的要求，以后任何一个手拿锄头或者镰刀的百姓都可以杀了我们，而我们却不能还手。”
“我是首领，不能替我的人做这样的决定。”
“你可以。”贺穆兰微笑了起来，“你可以不要让你们陷入到连百姓都要拿锄头镰刀和你们争斗的境地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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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游可和崔家人才算是松了口气。
崔琳没有官职在身，更不是士兵或者军户，从“平民百姓”的定义上来说，崔琳也是不折不扣的“平民”。
卢水胡人笃信佛教，认为死于战斗或者被战斗杀死的人都是“牺牲者”，可立地成佛。
此时的佛教很会变通，就和在现代宣传口喊“阿弥陀佛”再烧高香就能愿望成真一样，他们在这里对着不同的朝廷、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宣传的教义都有所不同。
南朝都是汉人，讲究“仁义”，他们就宣扬“慈悲”。
北魏初期年年征战，百姓负担着征战带来的重税活的极为辛苦，佛门就在北面宣扬“忍耐”、宣扬“战死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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