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他们的大巴是学校安排好的，早上已经去了一趟虹桥机场，拉上半车帝都来的学生，然后又来浦东机场接我们，我跟司机联系上，得知了他停车的地方，就领着这六只露熊，朝那里赶。
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跟大巴汇合了。司机师傅抱怨说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赶紧解释说飞机是早就落地了，但俄罗斯人通关用了很长时间，实在抱歉。
师傅听说是俄罗斯人，态度缓和了些，说最近机场海关对俄罗斯人查得严，过关慢，这也没办法。
而就在我跟司机师傅说话的时候，大巴上起了小小的骚动，好几个女生兴奋地望着车外，开始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起来。
我和司机一起帮着露熊们把行李放好。“好了，”我拍拍双手，用英语对露熊们说：“上车吧。”
谁知“安德烈”不紧不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和打火机，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然后对我比出两根手指，用英语说：“两分钟。”
我……如果不是顾虑到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女性形象，我很想回敬他一根手指，最长的那一根。
其他五位见状也都有样学样，无一例外地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我无可奈何，只好登上大巴，跟半车人解释，请他们再稍等一会儿。
到底是天子脚下来的人，素质就是高，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学生们纷纷表示没关系没关系，好几个女生还趁机掏出了粉饼和口红，小心翼翼地补起妆来。
总算等他们抽完了烟，鱼贯登车，找位子坐定，我才松了一口气。大巴缓缓开动，载着我们向学校进发，我也坐下来，拿出他们的资料翻看起来。原来，这六只露熊都是91年生人。我不知道在俄罗斯二十岁应该读大几，但我知道原来自己比他们大两岁。
我抬起头看着他们罗列在我面前的六个脑瓜顶，那一天的阳光很好，他们坐的一侧，正好有满窗的太阳光倾泻进来，他们前面座位的中国学生，都将车窗的窗帘拉起，包括我，也是如此。可是他们坐的三排，却无意拉起窗帘阻挡阳光，而是全都毫无保留地沐浴在一片金灿灿之下。
跟他们隔着一条过道的女生率先展开了搭讪。她用英语询问着“安德烈”诸如“你们从哪里来？”“第几次来中国？”这样的问题。但在简短回应了她一个“soy”以后，“安德烈”就不理她了。帝都女生颇为意外自己吃了瘪，她幽怨地看了“安德烈”一眼，也不说话了。
我摇了摇头，合上手里的资料，站起来走到大巴车前面，介绍着接下来的安排。我先用中文讲完，又特意来到小露熊们的座位前又用英语说了一遍。“先去我们学校的宾馆签到，入住，然后吃午餐。午饭后可以自由活动，下午五点钟要回到宾馆大堂，一起乘大巴去参加欢迎晚宴。”
我连珠炮似地讲完，换来的却是一片沉默，他们没人回应我。有那么一两双眼睛明明落在我身上的，但当我用目光迎上去时，他们却都迅速地移开了。好吧，我也该习惯习惯这种特有的相处方式了。我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一屁股坐下，刚刚吃了瘪的帝都女生回过头，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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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缓缓驶进校园，在镜湖楼前停下，这是我们大学自己的宾馆，软硬件设施都不错，有超三星的标准，这次论坛的参会学生都被安排住在这里。
一下车，帝都妹子们就纷纷叹道，哇，好香！
我笑着告诉她们这是桂花的香味，又指给她们看那一排缀满碎金的桂花树。
“hey,you！”
莫非是在唤我？
我顶着一个感叹号回头一看，是“安德烈”，他指着桂花树问我：“？”
我猜想他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吧，但这种打招呼和请教问题的方式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但我还是微笑着客气地用英文回答他：“花”。
一车人陆续进入镜湖楼大厅办理登记、入住。我一边看着他们签到，一边将他们的名字和脸对应起来。“安德烈”名叫瓦西里，他的小伙伴叫伊万，金黄色长发的是奥尔吉，“黑头发”是阿尔谢尼，还有尤里和叶格尔。登记完毕，我带着他们上楼看了各自的房间，一共三间双人间，两间朝南还带小阳台，另一间朝北，没有阳台。
于是，我的麻烦来了。
伊万来到我面前，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认真倾听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他那带有独特卷舌音的英语。原来他们想将那间朝北的房间换成一间也朝南并带有阳台的房间。伊万将两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吸烟的样子，意思是他们爱吸烟，想住有阳台的房间。
我皱眉看着他，猜想着既然让他出任谈判代表，大概意味着他是他们几个当中英语最好的了吧。不过不谦虚地说，我的英语虽然自认稀烂，却还是可以甩他几条马路滴。
了他们的需求，我便到楼下询问前台，但前台老师给我的答复是，朝南的房间已经订满了，没得换！
谢过了前台老师，我坐电梯返回五楼，一出电梯，就看到伊万和瓦西里还坐在他们各自的行李箱上等在走廊里。看到我，他们马上站起来一脸期待地将我望着。看到这幕情景，我心里那可耻的善良钻了出来，我还是不忍心让他们失望，因为，其实我还是有办法的。
于是，我，开始给自己挖坑跳了。
我用英语对伊万说，可以给他们换一间朝南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