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曾炩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总理大人，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荀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曾炩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
窦太后死后，孝武皇帝大权独揽，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却没有实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武皇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本质上还是推行王霸之道，他并不愿意实行礼乐教化的德政。他嘴里所宣扬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触，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儒家之说多数是用来装饰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学对国政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士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儒家的理想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不能影响和控制朝政运作，继而导致士人们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摇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开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调整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请天子，建明堂、辟雍、灵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经学大家刘歆依据《考工记》设计的三雍宫建成，本朝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从此出现。
这座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的三雍宫，完全符合《周礼》中规定的明堂必须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兴之初，迅速修复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以表示其对儒家理念的认同，帮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大大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自本朝立国以来儒士们几百年的梦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经文，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