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冲天而起，很快地形成了几千度的高温。
本来这些人离得也并不算远，这下子觉得剧烈的高温烘烤得自己的身上热乎乎的，脸上也被烤得生疼。
众人一下子惊呆了。
刘致远是语无伦次：“这……这……算什么玩艺儿，这也叫兵器。”
侯大山是搞重武器的，这下子激动得大叫道：“烧死小鬼子，烧死这些小鬼子。”
李凤藻终于明白了，大声地说：“这叫火焰pēn_shè器，大家明白了吗？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坦克车、碉堡和暗火力点的。我们终于有了火焰pēn_shè器了。”
大火烧起来了，灭掉却不是这么容易的。等这些燃料烧光了，火才慢慢地灭了。大家到了鸡笼子，兔笼子跟前一看，别说烧鸡、烧兔没法吃了，成了一片油膏灰烬，就连钢筋都烧变了形，变细了，变黑了，和原来的形状大不一样了。
韩行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就要装备一个喷火器连。等训练好了，大家也不要争，也不要抢，一个团给派上一个班，到了特殊情况才能使用这些喷火器，要不，太残忍了。”
刘致远又提歪歪意见了：“一个班哪够啊，一个团最真码得配备上一个排，一个连也行啊。”
张维翰又批评他说：“你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看见了好吃的，没够——”
韩行和张维翰商量着，要是没有参谋部，确实工作起来不方便，于是在10支队里又设立了参谋部，参谋长暂由韩行担任。
参谋部里主要是设作战处，情报处和后勤管理处。作战处还是由在南征军的作战处长张作干担任处长，负责作战计划与军事人事的组织管理。后勤处由王乾坤担任处长，负责整个军需后勤管理工作。情报处呢，就由撤到10支队的原范筑先的情报底子为骨干，重组情报部门。
情报处的领军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原情报队队长潘小安。
这时候的潘小安，再也不是过去在江湖上混的小“戏子”了，他已几次到延安受训，成了上对延安负责，再对10支队的张维翰和韩行负责的特工领导人了。
这时候，不得不简单地说一下，延安方面的情报特工机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
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潘小安在延安受训时，就悄悄地问过周兴，韩行究竟是不是延安派出去的红色特工。
周兴是这样回答潘小安的：“不是。但是韩行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他了。他是个有军统外衣的可以依赖的朋友。”
潘小安听了周兴的回答后，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韩行就是延安方面派出去的特工，只是出于保密，周兴不能说。二是连周兴都说了，韩行是可以依赖的朋友，那么就更加对韩行信认无疑了。
潘小安担任情报处长后，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他的脑中回旋着陈泊的工作方式。他想到了他的结拜大哥就是聊城军统站的副站长赵洪武，首先要从赵洪武身上打开突破口。
倪时迁晚上闲着无事，到冠县的街上溜达，进了一家小饭馆，吃饱了喝足了还不拿钱。老板急了，拖住倪进迁非要拿钱不行。倪时迁脾气不好，上来了倔驴劲，把老板暴打一顿。恰巧巡逻队赶到，把倪时迁抓了起来，关了禁闭。
大姐张大千去领他，劝他说：“倪时迁呀，你也算个老兵了，怎么能随便进馆子不拿钱呢？再说，部队上有纪律，不能随便喝酒，你一下子就违犯了两条军纪。”
倪时迁大声地嚷嚷着说：“这些纪律我受够了，不让吃这，不让喝那，还不许随便使出手艺（那当然是三只手的手艺了），这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活着还有个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