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局一看王金祥是指望不上了，又想起了他的另一条走狗齐子修。
1940年冬天，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齐子修为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齐子修接受任务后，将其手里掌握的9个旅，号称三万人（实际上一万多人）肆无忌惮地搞反对抗日的活动。
齐子修早就和日军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一般地来说，日军进行完了第一次“扫荡”，齐子修接着又来第二次“扫荡”。他和王金祥一样，从不打日本人，主要的军事目标就是打击**。
齐顽政权刚刚成立，他就配合着日、伪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根据地内增修据点，蚕食我根据地。
光这一点齐子修还不满足，指使他的部下，成连成营地向日军投降。
1941年，齐子修部第9旅副参谋长王克庄和该旅营长赵振华、朱耀武、付崇鲁等率部300余人投降聊城日军，被编为“鲁西剿共第一支队”。由王克庄任司令，下设一、二、三中队，由赵振华、付崇鲁、朱耀武分任各中队长。
秋后，该部被派到果子王、柿子园、高囤、周庄一带去修筑据点。
1942年春天，又有齐子修部八旅的团长田福州，带其第一、第二两个营，约600余人投敌。同年秋后，到我根据点赵庄、魏庄一带修筑据点。
田福州的第三营，仍留在聊西李海驻防，并由田福州的老婆指挥。当时田团在聊城设办事处，把城东赵庄一带他所占的据点称为前方，把李海称为后方。
齐子修的六旅旅长王魁一的团长郭培德也率领100余人投敌。
齐子修部三次公开投敌的部队共1000余人，这个数量已大大超过了日军亲手培育起来的伪军。
投降日军的这些人，投敌时都灌输了“曲线救国”的反动思想，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不仅不以投降日寇当汉奸为耻，相反，他们却认为这是在敌后扩大势力进行**的好办法。由于他们有了这样的精神指导，所以对我们的作战就表现得更加狡猾和凶悍。
没有投降日寇的齐子修部还有9个旅，一万多人，这些人明着不反日，公开的却**，为我们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一些人还是**老手，在抗战前已经和我们在战场上较量过，所以既有经验，又极其凶残。
但是**、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和他们斗争着。
聊城东北十七八里地有个北杨集村，北边几十里地就是博平县，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新八旅的一些物资就在这里存放，为了工作上的事情，韩行穿着便衣，带着吴小明、李大中到这里来出差，商量物资调配的事情。
为什么新八旅的物资在这里存放，主要是北杨集村里有党的支部，村支部书记赵春华把村里的群众运动搞得很有成效。这是鲁西北建党较早的支部之一，群众基础比较好，党的力量也比较坚强。
早在1937年，赵春华就领导了当地颇有影响的同地主翟东成争夺村级政权的斗争。那次斗争，挫败了翟东成的阴谋，使党员翟修安公开出任北杨集的村长，使党支部合法地直接控制了村政权。
韩行在村里找到了赵春华，看到赵春华也就是二十来岁，是一个相貌并不出众的青年农民。赵春华住的屋里十分的破旧，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贫下中农，屋里基本上是一贫如洗，徒有四壁。
赵春华见韩行来了，也是一愣，虽然韩行不认识赵春华，但因为韩行是知名人士，经常在范筑先的身边露面。赵春华经常在外面活动，所以认得韩行。但是，他实在不知道韩行现在的真实身份，到底是姓共、姓齐，还是姓日。
当韩行拿出介绍信的时候，赵春华才了解了韩行的真实身份，笑着往炕上让着说：“自家人，自家人，快快请坐。”
当时的农民都穷，哪里有什么桌椅板凳啊，其实一般人的屋里，就是有一个灶，灶里通着一张火炕。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只好往炕上让。一般的人，也就是站着说会儿话，实在是没有地方可让。
韩行和赵春华聊起了物资上的事情，谈完了工作。赵春华对韩行说：“韩司令呀，听说你三次南征，打仗无数，立下了很多的战功。你说说，能不能在我们聊城东北区再建一支武装。”
韩行说：“没问题，你可以向上级汇报。具体武器的事情，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赵春华又说：“既然武器的问题解决了，那就好办了。可是打什么旗号呢？”
韩行想了想说：“是不是可以这样，你们是在聊城的东北区，就叫聊城东北区工作委员会，你就当主任，牵头组织起这支武装吧。”
赵春华听了韩行的鼓励后，十分的兴奋，很快地就组织起了一支武装，由韩行通过新八旅给他们拨了一些武器。他们就在聊城、茌平、博平的交界处活动开了，打击敌伪分散人员，除汉奸、捣毁伪政权，破坏敌人交通，干得有声有色。
聊城日军大本司令长官，对这一带的“治安”十分的恼火，责令伪县长李瀚章限期找到**在这一带活动的线索。
李瀚章想了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他就想到了北杨集庄的大地主翟东成，暗暗地派人和翟东成联系，叫翟东成想办法找到**活动的线索。
要不怎么说，坏事都坏在了汉奸的身上。翟东成是北杨集人，他对村里的情况十分的熟悉，又掌握着一部分红枪会员。
翟东成得到了李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