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峨义正词严对张麻武说：“好人也她，孬人也好，不在乎穿什么衣服，打什么旗号，主要是信仰。谁到底是干什么的，心里都有杆秤。”她遂把张麻武投降日本人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
同志们听了，是恨得咬牙切齿。张麻武听了，是吓得心惊肉跳，这么机密的事情，怎么他们什么都知道呢，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些消息呢！
张麻武死到临头了，还是问：“张书记、梁书记，我有一事不明，还想问一下？”
张霖之说：“你说吧！”
张麻武问：“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张霖之嘿嘿一笑说：“这不能告诉你，我只是想听听，王秀峨说得这些话，是不是冤枉你了。”
到了这个时候，张麻武已是无话可说。他们知道得这么清楚，就是自己不承认，恐怕也早已经有了人证、物证。
张麻武恨恨地说：“别人不怨，还是怨我自己，谋事不密，被你们知道了消息。”
这个时候，别的村庄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用说，这是解决个别叛军的战斗打响了。
张麻武恨恨地说：“你们也不用高兴得太早了，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张霖之也针锋相对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个别顽固分子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好吧，再让你等一会儿，看看谁输谁赢吧！”
不一会儿，一个通讯员来报告说：“报告张书记、梁书记、张旅长，别的中队顺利解决。手枪队个别人妄图顽抗，吴风超和他的十几个心腹被打死。六中队企图哗变，但是被全部缴了械。”
张麻武知道这时候大势已去，无力地低下了头。但他还是要做最后的挣扎，倔强地说：“你们说我投降日本人，只是道听途说，有何证据？”
这时候，进屋搜查的战士搜出了一份馆陶县山田司令官给张麻武的委任状。张霖之、梁毅民、张维翰几个人都互相看了看。张霖之拿着委任状，在张麻武跟前晃着说：“谁说没有证据，这是不是证据。”
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有了人证，也有了物证，张麻武就是想再不承认，那也不行了，只好露出了虚弱的本质，对张霖之跪下说：“张书记呀，看在我抗日一场的份上，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给你磕头了——”
他说着，真是给张霖之跪下磕开了响头。
张霖之威严地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要不是今天破获了你这个投敌的阴谋，整个馆陶县的保安大队，八百多人，都毁在了你的手里了。就是我能饶了你，馆陶的人民也饶不了你。来人，执行纪律——”
处决了张麻武后，粉碎了日寇瓦解这支抗日队伍的阴谋，巩固了馆陶县的抗日武装力量。后来，这支队伍在王乐亭同志的带领下，编入正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既然新8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又加给了韩行，韩行就要搞好这方面的工作，过去这方面的工作，一直都是由潘小安在掌握着。这时候的潘小安，在新的形势下，已成为聊城情报站的站长，负责起整个党组织在聊城地区的情报工作。
聊城情报站，主要是负责冠县、馆陶、临清、高唐，茌平、博平、聊城、堂邑八个县的情报。主要的基地，就设在了聊城的北关。
韩行在馆陶的辛庄对王秀峨说：“五妹啊，处决了张麻武后，咱们又有新的任务了。治安军17团要进驻聊城了，张维翰司令要我们想办法搞清楚这个17团的有关军事情报，咱俩到潘小安那是转一趟怎么样？”
听说要去找二哥，王秀峨当然是十分的高兴：“好久没有见着他了，我也怪想他的。去就去呗，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转悠，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不过啊四哥，治安军是怎么回事呀？”
“治安军就是皇协军，是日军扶植起来的一支汉奸队伍。”韩行就给她讲起了治安军的一些事情。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积极在华北地区扶植伪政权。
经多方策动,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京成立。伪临时政府成立时,对治安问题,王克敏没有适当的人选。齐燮元受到日军多田中将的”优遇”,由多田中将推荐,被任命为伪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就想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齐燮元认为,要编练军队不能用党军人员,而其它人才又缺乏,必须“先造就干部将校”,训练一批青年作自己的爪牙,方可从新改良。齐燮元向日军抛出“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为解决其兵力不足,镇压抗日力量,日军便想利用齐燮元“作傀儡”,在华北建立一支正规伪军,充当日军侵华的炮灰。日军认为,一支正规军队,它的基本干部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日军想招收一批思想单纯的青年,向其灌输奴化思想,以便于驱使。
因此,齐燮元的方案一抛出便得到日军的支持。
齐燮元于1938年8月在北平的通县、清河建立了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译务训练班，为建军培养军官。
军官训练队，招募国民党军队失散的旧军官，培养连以上军官。军士教导团，招考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培养中士班长。译务训练，招考懂点日语的青年，培养日语翻译。
在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治安军。
经过3次建军，华北治安军共组建了十三个集团司令部（不包括教导集团）、38个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