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繁华，还是超出了郑勋睿的预料。
大明朝廷的有一点政策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藏富于民，这也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曾经讨过饭，深知农民的苦楚，所以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很是注意体恤百姓，不管后来的继位者是不是做的很好，但这是大明王朝一条基本的国策，若是皇上要增加赋税，满朝文武大臣立马就会反对，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哪怕朝廷已经无法维持，哪怕皇上将宫里的人参都要拿出去卖掉。
崇祯年间的农业赋税是很低的，而且是按照北方粮食亩产的一石二斗的产量来计算的，赋税总额也就是三厘多的银子，折合三十四文钱，这样的赋税在农业社会不能够算是高的，而且这还是多次调整和增加之后的情况，就算是如此，皇上每年还要下旨免去一些地方的赋税，征收的时候，税赋的拖欠很高，最为典型的是崇祯五年，拖欠的赋税达到全国赋税收入的四分之一，让朝廷几乎无法维持了。
这一点是得到历史研究者证明的，后来的大清赋税，远远高于大明的赋税，只不过有些东林党人，投降大清之后，为了粉饰大清政权的合法性，说明大明政权必须是垮掉，为他们的投降找到借口，所以在某些史料的编辑之中，说到了明朝赋税的沉重，甚至举出了一些极端的例子，认为官府强征赋税，导致百姓造反。
真正让百姓走投无路造反的，是连年的自然灾害，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农民不要说上缴赋税，饭都吃不上了，官府没有能够及时的救济百姓，这才导致农民起义的大爆发。
大明的京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从东直门、西直门以及德胜门等可以直接进入内城，但外来进京赶考的举人，一般都是首先从永定门、广宁门和广渠门等地方进入外城，接着从崇文门或者宣武门进入到内城，至于说皇城，那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
郑勋睿和杨廷枢首先来到的是外城。
在他的印象里面外城应该没有那么繁华的，不过眼见为实，笔直的大街两边，到处都是林立的商铺、酒楼、客栈和青楼等等，这里好像没有受到后金鞑子侵袭的任何影响，也许是是京城的百姓已经忘记了那些事情，反正他们没有遭遇到什么损失。
举人有功名，在外城可以骑马，但内城不准骑马，朝廷三品以上大员在内城可以骑马，至于说在皇城，任何人都不准骑马。
食宿肯定是在内城，因为京城的贡院在内城的东南厢，会试在贡院进行，进入贡院的时间是卯时到辰时，若是住在外城，那就意味着一整夜都不要想着歇息，这是会试的大忌，影响到考生的精神，偏偏第一场考试也是最为重要的。
会试和乡试的规矩是一样的，前后九天的时间，从二月初九开始，一直到二月十五结束，参加会试的举人必须提前一天进入考场，一直要在贡院八天的时间。
参加会试的新科举人以及以前落榜的举人，总人数大约在两千五百人左右，但是能够通过会试的举人，只有区区四百人左右，也就是说只有四百人能够参加殿试，这种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当然通过了会试，称呼也就改变了，被称之为贡士，这只是临时的称呼，因为参加殿试的贡士，没有人会落榜，就看你在殿试的排名，前三名为一甲，第四名到第六十名为二甲，后面的全部都是三甲，一甲前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老百姓将这些金榜题名读书人统统成为进士。
在外城的时候，郑勋睿和杨廷枢等人还是骑马的，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比起走路还是要快很多的，他们需要尽早进入到内城，找到住宿的地方，应该说他们这个时候来到京城，住宿的地方不是太好找了，要么就是档次特别高的酒楼，要么就是档次太低的客栈，太高的酒楼耗费的银两不少，大部分举人还是有些舍不得，档次太低的客栈，有些掉价，读书人很好面子，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住宿。
内城更加的繁华，大街上的人也是熙熙攘攘的。
郑勋睿和杨廷枢来到京城的时间有些特殊，正月十五，这一天正是京城灯市最为热闹的时候，灯市在皇城的东面，正月十五的晚上，天刚黑的时候，皇上是要与万民同乐观赏花灯的，就算是崇祯皇帝特别勤劳和简朴，这一天也是要走出皇城的。
众人京城内城之后，已经没有多少的心思观看京城的繁华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住宿的酒楼或者是客栈。
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也是酒楼客栈生意火爆的时候，而且殿试和会试之间相隔的时间有些长，会试二月初九开始，殿试三月十五才会举行，期间相隔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算是会试落榜的举人，也不一定全部都离开京城，其中不少的人会留在京城，到礼部备案之后，直接进入国子监学习，学习结束的时候，在吏部备案，等候吏部派遣到京城各部门或者是外地去做官，这足以让酒楼客栈的生意火爆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外地的举人尽早进入京城，也是为了能够找到好的客栈，一方面能够安心的温习功课，一方面也能够结朋交友，毕竟将来进入朝廷之后，大家都是同僚。
郑勋睿和杨廷枢的想法早就不一样了。
郑勋睿是不用说的，杨廷枢经历了退出应社的事情之后，对读书人之间的交往，看的淡了很多，有时候这样的交往，不是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