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等人起初不了解李经述为什么要资助乌里扬诺夫这些革命分子，他觉得就凭乌里扬诺夫那些人，根本不足以在沙俄掀起什么风浪。他发电报给李经述说：“这些革命者的主张十分激进，任何一个当政者会将他们送上绞刑架。而且他们现在只是有求于中国，才答应将取消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条约，将沙俄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国土全部还给中国。”
李经述给张作霖回电报说：从库页岛中释放的五万名囚犯中，很多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这些人也许是一盘散沙，但一旦有了乌里扬诺夫那样组织能力强的领导者，在彼得堡搞大暴乱活动也不是不可能的！你们只需要服从命令！“
张作霖等人只好听命。很快，果然如李经述所预料的，乌里扬诺夫这些革命者暴乱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李经述对俄国发动了一场惨烈的金融战争，俄国卢布大幅贬值，一败涂地！
那天，财政总长席家栋来给李经述汇报货币改革的工作，提到了俄国在中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危机。
华俄道胜银行，总行设于圣彼得堡，作为沙俄对晚清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在1890年就成立了，时间比历史上提前了，由俄国、法国共同出资、共同管理资本600万卢布。不过主要还是由俄国人管理，素有“民间外交家”之称的俄国贵族——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长期在远东活动，担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
以前，为了取得沙俄和法国的支持，打败日本人，中俄两国政府交好。根据三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华俄道胜银行有权代收中国政府各种税收；有权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业务；可以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所募公债利息；敷设东北境内铁道和电线等工程，在中国的上海、天津、旅顺、迪化、库伦五处设立了分行，大量发行纸币。
席家栋辅助内阁总理盛宣怀进行货币改革后，制定了《中国银行管理法》，就连张之洞控制的湖北、湖南等地都只能使用共和国统一发行的银元，以及后来还发行了控制极严的纸币。华俄道胜银行连同中国的旧制钱庄，都没有了印钞权，税收特权也取消了。而且根据这个银行的管理办法，中国1900年就已经全面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华俄道胜银行也只能在中国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
中俄战争爆发后，李经述在财政总长席家栋的建议下，对俄国发动一场货币战。李经述命令中国政府取出所有存入华俄道胜银行的钱，开始大量兑换黄金白银，这让华俄道胜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资金短缺的尴尬局面。
席家栋跟李经述汇报：“从1896年开始，华俄道胜银行总股本为1365万卢布，但截止1900年，华俄道胜银行一共发行了5亿卢布纸币，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中去了。”
李经述虽然不太懂金融，但他也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了，毕竟他曾和盛宣怀在上海联手成功搞掉过“大清首富”胡雪岩。李经述知道挤兑对于一家流动资金短缺的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乌赫托姆斯基这贪婪的俄国金融资本家也太夸张了，就一仟三百万的本金，敢发五个亿的发行货币，相差三四十倍，很容易就把挤兑垮掉。
席家栋说：“华俄道胜银行钞票发行权和支配权，在俄方董事手中，也就是沙皇俄国的圣彼得堡万国商业银行，设立在圣彼得堡的华俄道胜银行总行，才拥有印钞权。卢布现在还是很值钱的，毕竟沙皇皇室储备有黄金上千吨之巨，并承兑2卢布换一两白银。华俄道胜银行滥发的五亿卢布中，约有一亿五千万卢布在中国人手中，我们可以发动货币战，用这些卢布大宗兑换白银或黄金，挤垮华俄道胜银行，引发卢币的贬值，俄国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马上就会岌岌可危。”
李经述闻之大喜，不过，有过搞掉胡雪岩的经验，他问席家栋：“我们是不是还要联合其他国家的洋行？”
席家栋点点头，回答说：“我已经联系了法国霍丁银行代表马塞尔·德塞利、巴黎荷兰银行代表约翰·特里、里昂信贷银行代表亨利、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代表本·泽马，英国太古洋行代表约翰·巴伦等人，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了，他们都很愿意帮这个忙。华俄道胜银行这样一家国际银行破产倒闭，他们都有发财的机会，大家都是商人，都是银行家，谁会和钱过不去呢？卢布剧烈贬值，他们可以先抛卢布，加剧卢布的贬值。”
李经述点点头，心里还有一点担心中国自己的银行体系，毕竟这时是中俄战争时期，一旦俄国国内发生经融危机，那是致命的打击！李经述问席家栋：“卢布贬值，中国的银行应该没有滥发货币的问题吧？”
席家栋点点头，回答说：“请大总统放心，我们的银行在货币改革后，是金本位体制，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而且我们国家的银元储备充足，加上这些年贸易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没有人能挤垮我们银行。”
李经述这才放下心来，说：“你尽管放心去做吧，我让盛宣怀总理全力配合你！而且，全国的报纸都将支持你，舆论战争也必不可少，我相信东北的商人会很支持你的！金融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和鲜血，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