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刘行似乎扔出巨石去激起层层巨浪已经让北朝的万民有了一种惯性。
之前的一系列变法，刘行打土豪、分田地，初步已经做到了扎实的“均富万民、万民富足”的“民生”目标。
改革吏治，无数寒门子弟走进了学堂，无数出身低微的人已经成为各地地方官场上的中坚力量。
因为那些人出身低微、身出寒门，他们当上地方官后与从前大宋朝那些动不动出自豪族、动不动就是某个名门弟子的官吏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些寒门出身的官吏，没有从前官吏的那种强大、复杂，盘根错节的背景做后盾。所以当他们坐上官位后，极少有“官本位”、很少有人来不来地就去摆“官架子”。
没有“官本位”思想，首先便使大多数地方官经常在坐堂时间之外选择了便衣如路人甲一般走上街头，去近距离地与百姓接触。从而使得地方官场形成了一种真正亲民的风尚，也让百姓许多诉求在衙门之外得到受理，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决。
没人“摆官架子”的做派，让寒门官吏往往上任后都会主动去与当地的咨议先行打好关系。在咨议那里，这些地方官能够得到许多寻常百姓未必看得到、关于当地各行各业的建议和献策。
于是，便出现了各地在新法大政策之下，不断上奏、请准执行一些符合当地实情、民情的小范围方略微调整。
于是，也就出现了各州府间都会有些地方上对经济发展重心、对民生产业重点做倾泻的小不同。
这种小不同，多数是出自地方官亲民时从寻常百姓与咨议们口中，使得这些小不同都极其人性化的同时兼顾着律法的严谨。
如此一来，才出现了即便是刘行做出了“失信于人”的举动，为了彻底铲除西夏妖族幻象下令强迁李仁爱一族进京的命令后，竟连西夏各部都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
为什么不反对？难道西夏人甘心被大宋重新收入坐下吗？他们的民族思想呢、他们的信仰精神呢？
不反对是有原因的，西夏人不傻、都看到了中原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
想要过上好的生活，狗屁的民族思想、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人，还谈什么民族思想？
和汉人一样去过更好的生活。和汉人一样让孩子都能够拿享受教育，和汉人一样不再有等级之分、人人平等的和睦生活。
在这些希望催动之下，即便是西夏境内在李仁爱、李良辅起身前往汴京城时，仍然还是有些部族首领阴谋闹事。
可惜的是。那些想要闹事的部族首领还没等闹起来，其他部族首领便争先恐后地跑到了曾炜杰和各地新上任、武代文职的地方官面前将他们的谋乱计划合盘脱出。
使得自曾炜杰以下，根本连边军和禁军都没去动用、只谴出刚刚完成编练的巡防营便轻松将那些部族首领全都擒住、然后扔到了中原各地的“教化营”和“洗心营”里。
狗屁的信仰，妖灵道的妖王已经变成了刘行的儿子。只要脑袋没进水的人就很清楚，刘金奴这个蛇王是与刘行血脉相通、心灵相通的。他绝对不会容忍未来妖灵道的信众再来与刘行掌握大权的北朝为敌。更不会允许他的信众有任何不臣服的心。
这样的妖灵道，去信仰还有何意义？与其信奉完全被中原控制的各种妖灵，还不如直接去信奉那些刘行嫡传、神霄派来得更加实际。
至少信了神霄派，谁若是敢招惹他们，宗派不答应。如果宗派搞不定了，正坐镇宁夏开始布教的熊山人肯定会马上上奏刘行、请求援助。刘行一旦出手，别说一个小小的宁夏、怕是全天下也没人能逃脱一死。
于是乎，一面是熊山人带着一众神霄派弟子卖力地广传道法、汲收信众。
一面是金奴只管收整残余的各妖族，将那些妖灵规整中却不让其再行传教、拉拢信众。
此消彼长、一方势大与一方势弱对比之下，自然地连妖灵道中人都失去了与刘行对抗的本钱……
新设立的宁夏都没人闹事了。那北朝固有的七个省谁还敢闹事？
闹事的十大豪族怎么样？他们的实力够强大吧？结果呢，刘行只是弹指挥间、根本都没亲自出马，便风卷残云一般把十大豪族扫荡了个干干净净。
钱家满门皆灭、司马家被捉得只剩几十个没参与“东京谋逆”的人。吴敏家族、甚至是范仲淹后代的范家，也都在一番谋叛与平叛的行动后，被梳洗得七七八八、剩不下多少人，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实力。
相比于这些豪族，其他各地上曾经的地主豪强也好、新生贵胄也罢，没有任何一个还称得上有实力。没实力，自然更不敢站出来跟刘行唱反调、没事找打，寻灭门了……
没有了有组织的对抗者。刘行如今又要真正还权与万民。地方官想做稳位置，必须地有当地百姓拥护、得到咨议支持，才能坐稳。
你不是个真心为我老百姓想的官，我就不把票投给你。当官想搞特权。我咨议院一怒、直接卡主你的财经大权、顺带着发动各行各业对抗你，看你还怎么当这个官？
这些只要是个成年人就能想出来的套路，当刘行新令发出仅三天、便在汴京城里率先出现了选举开封府少尹的三个人选才一提名张榜，却马上遭到了开封咨议局的抵制情况。
抵制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三个人的屁股真不干净。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