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文化活动”是从在中国的小将们大喊着“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走上街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活动”的百万人集会开始的。日本的评论界亦因“‘文化活动’论”的兴起而变得充满活力。同中国一样，“文化活动”在日本也被认为是一场“触动人类灵魂的大革命”。
日本的《现代之眼》则是基于国内外的要因背景，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出发，通过探讨小将们运动发生的背景来选择刊登特辑文章的。藏居良造、山田礼三、宇佐美滋、村上薰就“共同讨论——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主题纷纷发表评论意见。在国际孤立的背景下，为何在中国国内会发生肃清运动呢？是因为“权力斗争”(宇佐美滋)，还是因为“革命路线的差异”(藏居良造)，还是“为参加越南战争而进行的体制整合”(山田礼三)，或是“为克服国内经济困难而刻意将毛大大神化”(村上薰)各位评论家从各种角度展开讨论。中岛岭雄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文中指出：“小将们运动是有别于以往动员群众力量的暴力革命，军队在支持党的主流力量的同时，造成对毛大大的个人崇拜不断加深”，在毛大大理论的有效性逐渐退步的另一面，“极恣意、极主观的教条被绝对化之后，就萌生了从不过是旧社会的各种遗留势力中寻找阶级敌人、要将阶级斗争进行一百年、二百年的命题来”。
值得注意的是斋藤龙凤所写的《奔跑！小将们》一文。斋藤龙凤，作为电影评论家而广为人知，后来有当过武斗派毛大大主义者这样特殊的经历。他非常赞同毛大大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认为小将们的放纵行为正是日本的左翼势力所缺失的发动“变革的初衷”，“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具有容忍轻微放纵或过激行为的胸襟”。综观其后日本发生的变革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章过分强调了毛大大思想的行动主义，可以说其一方面打开了容忍暴力革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激化反日共的新左翼派学生运动家走武斗路线的导火索。
随着小将们的出现，“文化活动”也大大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此前的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形象变换为由年轻人充当主角的城市革命的清新的形象。为日本的学生运动带来了一缕新风。作为运动进而获得新解释的毛大大思想，也为新左翼学生运动起到了同步和促进的作用；同时，日本的评论家们也获得了“中国型公社论”和“自立经济论”等独特的观点，这为后来的“共同体论”、“内发性发展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由小将们这样的城市学生们所上演的过激的造反闹剧。使得一直以来牢固的农民革命的形象大为改变，为关注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人提供了积极关注现实中国的广阔视野。特别是当时的左翼势力以外的学生运动家们，在寻求走武斗路线的同时，使运动本身也由充满活力转变为充满杀气。“文化活动”这场戏剧的序幕，发展到这里很快就要进入高潮了。
年初。居住在东京善邻学生会馆的15名华侨学生出现在一层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抗议协会的事务员撕毁贴在正门大厅的一张海报。双方发生冲突后，各自的支持者先后赶到。学生们在协会本部前面设置路障，限制仍在本部内的60多人的行动自由。3月2日，双方从小规模冲突发展为群殴，造成流血事件，最后警视厅机动队也介入了。6日，在由支持中国学生的正统本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共同主办的真相报告会上，东京廖承志办事处的孙平化首席代表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的做法。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于11日发表了“抗议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华暴行”的评论。
随着日共与中共关系的继续恶化，中国方面支持反日共的亲中派团体。因此不仅是反日共的团体，就连中国政府也成为了日共批判的对象。双方的矛盾从相互批判逐渐升级为相互谩骂。日本的亲中派不断表达对毛大大领导的中国的忠诚和友好，对此，日共则批判其为“毛大大的盲从分子”。总之，围绕着人们对于“文化活动”的不同心态，恐怖感和困惑感同在，暴力性得到张扬，冲动引导行动，最终造成一种近乎多重歇斯底里的混乱状态。
在中国由小将们发起的集体武斗逐渐停止，但是在日本。以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却发展为武斗，且武斗之火愈演愈烈。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标语，京大也悬挂出了同样的标语。神田变成了名为“神田学生区”的解放区。铺路的石子变成了对抗中投掷的武器，在关键地区还设置了路障。
点燃日本学生运动导火线的“文化活动”之火种，以“东大安田讲堂落城”事件为标志，逐渐被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社会所覆盖，在学生之中的影响力也迅速减弱下去。可是，火种并非完全熄灭。学园之火。以更为过激、尖锐的方式点燃了其他火种。六十年代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改定的斗括新左翼各派群体参与的据点型的武装斗争。该斗争，从投掷石块和使用棍棒为中心的学园冲突开始，逐渐升级到如赤军派等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