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史秉誉骂成猪脑子，杨沪生也没觉得很气愤。
“难道不可能是巧合吗？这世间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何况就是有关联也没什么嘛！我们农村土改一直左右摇摆，底层百姓早已不满，这跟火yao桶没什么区别，只要有个引子，一点就炸，我看要解决，主要还是政策方面要向底层倾斜，不然你我总有一天要被炸上天的。”
“炸上天的应该是我才对，你是人家代言人，他们怎么可能炮轰你？”
“别那么生气嘛！”看史秉誉脸色一直不善，杨沪生站起来笑着拍拍史秉誉肩膀。“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放心，我是肯定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不过某些时候你也应该做些让步才是，别忘了，这世界永远是穷人最多，要是不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他们不起来造反才怪！”
“你会跟我站一起？鬼才信你。”史秉誉自然不会相信杨沪生与自己想的一样。“穷人最多自然没错，但怎么穷的，这可很有讲究。有些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源穷困潦倒，还有的人根本是因为懒惰才贫穷，那些懒人给他分配了田地，他也伺候不好庄稼，工厂收入高，让他进工厂工作，他又觉得工作太累，一点不清闲，干不了两天就想走人。这世界哪有又轻松又来钱容易的事情？对没有生产资源的，我们可以供给他们，让他们投入生产，可那些懒惰的呢？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如果他们不肯干活，难道我们还养着这些懒汉不成？”
“懒汉毕竟是少数。”
“少数？错了，大错特错，并不是少数，而是很多人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偷懒，毕竟是人的天性。谁不想工作舒服，钞票多多？红眼病也是人的天性，自己不勤劳不说，看到人家因为勤劳取得众多家产，就妒忌了，就想分他一笔，这是中国人的天性。”
“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认为我们中国人不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而是如同蝗虫这样民族不成？”杨沪生脸上笑容渐渐收了起来。
“别告诉我你在农村没有看到那些游手好闲说东说西让人讨厌的家伙。这些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徒四壁，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可他们又是让人生厌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什么也不害怕，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脑袋掉了也不过碗大的疤，我们军队中，这样人占了很大比例，幸好政治工作能将不少军队这样人教育好，可地方不同于军队……土改，首先得益的就是这些人，起来斗地主最积极的是他们，地主逃到城里了，分给这些积极分子的田地物资没用上两天，他们又一一变卖用来果腹，等卖完了，坐吃山空，生活照样难以为继。”
杨沪生默然了，这样的人他自然看到不少——可以说，只要在农村，不管哪个村庄，他都能看到这种宁波话叫“桥头老三”的人。
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