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中，这位年轻时是会党出身的元帅以最严厉的语气对当时在全国各地横行的会、道、门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指斥。
当时横行于全国的各类会、道、门组织正式产生于15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但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晚期甚至更早。
而这个时期正是法师界公认的末法时代的开端。
长期的修炼得不到结果，升维变得遥不可及，修行的最终目的因此而变得迷茫。
吃得百味苦，炼得超人能，不能脱离尘世升维而去，最终却还要躲在深山之中清贫渡日，对于少数志向坚定品德高洁的法师而言，或许不成问题，甚至甘之如饴，但绝大多数法师都只终究还只是ròu_tǐ凡胎，七情六欲未绝，人间百味未断，忍不得这份清贫，耐不住这份寂寞，最终离开远离红法的修炼之地，进入人间，用所学法术去谋求财富权势。
有一就有二，有带头的就有跟进的，同样是学得一身法术，凭什么别人就能在红尘享尽荣华富贵，我却要躲深山中吃苦受穷？
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一句话，道尽了人心不足恨不均的世态心事，诸多法师门派纷纷入世，修法炼气的目的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至明嘉靖年间，皇帝沉迷于丹道，道门法师势力大涨，横行不可一世，但随着嘉靖身死，早就对道门势力大涨不满的文官政府对道门加大打击的同时，搂草打兔子，大力压制所有的法师势力。
辉煌一时的各法师组织由此走下朝堂散入民间，但已经享受到了红尘奢靡的法师们自然不肯就此退回到山林中去重新吃苦受罪，索性便在红法之中潜伏下来，发展信徒，掳取财富。
越是沉醉红尘，便越是无心修行，法师团体出现整体退休，所谓末法之难越发加深，而越是如此法师们便越不愿意再把生命全都耗费在修行上，只想着在红尘中享受人生。
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法师们纷纷入世，传道授术，敛钱图财。
法术修行是个极讲天份的事情，大多数哪怕得到正法也不可能修行，但这却也不妨碍他们自称法力通天，于是各种分支余脉纷纷发展，扩散全国，到最后占了主流的反倒是那些不懂真正法术而主要是以骗术诱惑人心的伪法师组织，蛊惑人心，敛钱图财，而且还经常造反暴动，令各朝政府都是深恶痛绝。
对于这些于民间以宗教名头兼杂修法而发展起来的法师组织，明清政府的态度都统一一致，皆以邪教视之，贯以“左道乱正之术”“妖党”“邪民之说”等称呼。
而“邪教”一始于清代。清顺治十三年谕令中出现“凡左道惑众”“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规定，此后“严行查处”“邪教惑众”等条例多次出现在官方文书上。
到了民国年间，国民政府称之为“道会门”或“邪教”，在解放区最初称之为“道门”和“会门”，红朝定鼎后，通称为“会道门”。
红朝定鼎初期，全国共有会道门三百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人。面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多数会道门组织表现出天然的敌视和抗拒。各种反动会道门都在道徒中进行反政府宣传，造谣惑众，敲诈财物，****妇女，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甚至策划武装暴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位元帅才极度忧心地写下了这份报告，并且指出，会道门已经成了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及时坚决的进行处置，甚至会危及新生政权的稳固。
这位元帅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打击封建反动会运动，并且正式拉开了新一代朝廷与法师组织之间的持续多年的拉锯式博奕较量。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著名的双十指示，也就是《关于镇压***活动的指示》，取缔反动会道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条例》，其中第八条对封建会道门做出了专门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其中明确要求“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城市，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捉起来，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广泛的退道运动，来一次集中解决，基本上摧毁反动会道门的组织。”
根据镇压***运动的部署，1953年，全国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尚未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城市，普遍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对“反动会道门”道首及骨干进行大规模逮捕并经过审判后判刑。此后直到1960年代初，各地公安机关又先后开展了多轮“取缔反动会道门”，基本消灭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明面上的会道门组织。部分“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及骨干逃往境外，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等地继续活动，并建立新的会道门组织。部分有根脚的法师组织退守山门以待时机。
这就是红朝政府正式对法师及期附属、余脉、分支以及拉大旗当虎皮的邪教组织的第一轮打击。
携鼎定江山之威，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天下，前后持续近十年，十余万人在这场运动中被处以极刑，上百万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