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纵同意王处仁的说法，总结道：“王相公隐忍二十年，就是为了今天，可谓他毕生所愿，谁敢从中取利，必是不死不休，太尉身为知杂，本应替补为北帅。”“
只是，朝廷北伐声势浩大，前后动用吏士民夫百余万，又有宣抚处置司坐镇，都指挥不得随意行事，实际是三路大帅便宜行事，都指挥又要受宣抚处置的制约，形同虚设，实在不如一路大帅。”
“太尉要争北帅，必然被王相公置于身边，成为宣抚处置司和各大行营之间的传话，形同傀儡。”
岳飞也算明白了，合着王秀要亲自领导北伐，他是很不满也想极力争取，却明白自己无法和王秀抗衡。
说王秀要节制整个战争，放在别的文官他还真不服气，王秀却是文官中的另类。
一生都以文官治军，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就算是朝廷诸多名将，也无法望其项背，灭夏的西北战事，王秀没有靠前节制，实际无论是战略还是三路的进兵，全部都是对方的手笔，连那些大将也非常服从其指挥。
平时，他可以顶撞王秀，甚至故作清高姿态，却也明白人是有底线的，正如王处仁说的王秀底线。
黄纵告诫触犯必死，想想当年王秀的果断，虽说也是培养他，却未尝没有警告意思，发配河西虽是培养，未尝没有警告的意思，他绝不是傻瓜，很明白王秀文雅外表下的手段。
一阵子沮丧，不得不做出重要选择，赶紧争夺第一、二两个行营统辖权，那可是有七个军又一个上旅的主力，能够节制十余万大军也足够了。
宗良见岳飞妥协了，化解了一场矛盾，自然是大为欣喜，道：“太尉，那些后进将校可是整天吆喝，要大帅节制出兵，不能让王子华专美于前。”
“胡闹，大军令行禁止，自然有朝廷和处置司定夺，岂能容他们喧闹不休。”既然王秀给面子，岳飞忍下不愉快，很是相对帮着王秀说话。
王秀不免摇头，岳飞是忍着一口气，他岂能看不出来，只是并不在意而已，大将跟他做对，那是自讨没趣，你服气也好不服也好，只要愿意领兵打仗就行。
不过，他倒是担忧那些年轻将校，尤其是年轻的行军参军，实在有点超出想象，应该说新军制有着天然缺憾。
新军制的核心，就是以行军参军为核心参谋军制，减少领军大将统御大军的精力不足问题，能够建立起行营、军、旅镇高效运转体制，又能慢慢培养年轻将校，让他们既能跟随老将身边学习，又能够实际参与军事决策，视野得以开拓，对今后个人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大的弱点是让年轻的，身在高层的中低等将校身在核心，难免孳生某些问题。
枢密都参军司的行军、职方、军情、辎重动员等司，那些管参、勾参只是四十岁之下，至于其他参军就更加年轻，这些衙门可都是真正实权机构，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侍军司、行营、军都参军司的参军更加年轻。
虽然，发挥了年轻将校的才略，给禁军注入了活力，却也让他们升迁很快，缺乏年岁所积累的沉稳和经历的磨练，往往更加热衷名誉和机会。
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手段，这种冲动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有时候却是扰乱了国策的执行，甚至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河东行营战败，未尝没有那些年轻气盛参军的影响，这些都是血的教训。
他也认为不能任由这些年轻人任意胡为，是到了该反省，让军队越加成熟稳定的时候了。
“那些参军求战心切，却不可轻易抹杀！否则坏了他们的锐气终归不好，加以磨练才是可以的。”教训和约束是应该的，却不能抹杀积极性，更不能全盘否定。
岳飞对军务深得三味，自然明白王秀的意思，既然自己有所求，王秀的意图又和他接近，索性你好我好大家好，点头道：“相公言之有理，末将定然严加管束。”
“嗯，参军们参预军机本意好的，他们也做出不少贡献，只是有些人太沉不住气了，凡事不讲究长远谋划，单凭一腔热血，拖着行朝走向战争，要不是诸位老将，恐怕会生出诸多负担，西北战事的教训，还没有让他们幡然领悟。”
随着王秀的叹息，岳飞、宗良等人又岂能不明白，西北战事的引发，朝廷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总结，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虽说是李乾顺主动来犯，张启元从中的挑唆，却也是枢密都参军司和西侍军都参军司谋划，那些管勾行军参军、勾当行军参军们，都想利用此战灭夏。
果断地抓到机会，不断推动行朝走向战争，从枢参到西参，手握权柄的行军参军，不断影响大帅们的判断，助长大帅们的野心，最终以三源地战事的爆发，曲端下令西侍军动员，结果把行朝拖了进来。
更为可笑的是，行朝竟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王秀只能就势调整国策，一切力量在战争中推进，好歹灭了夏争权。
事后，王秀曾郑重地总结得失，开始消弱行军参军的权力，却依然处于矛盾中。让这支军队处于潮气蓬勃中，还必须加入年轻的力量，而这些年轻的力量，思维太活跃了，老将们还颇有纵容，恐怕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
博州之战，本来计划只是袭击金军，探听大名的虚实，却在北侍军第二行营都参军司勾划中，变成了夺取博州的战役，直接让大名暴露在宋军刀剑下，引发可能的强力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