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对于商业的理解，并不是在古代很多朝代以及皇帝那样，对于商业而言采取的是一种抑制措施。
中国古代盛行重农抑商，而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势相关联。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
而在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的相应记载当中，也有着重农抑商的关键描述：
宋代庆历年间，有人提议要放宽盐和茶叶专卖的禁令以及削减商人的赋税，范仲淹认为不可行。因为征收盐和茶叶税，仅仅是分掉商人的一部分利润而已，对商人征税，并没有（对商人的利益）造成多大损害。如今朝廷的各项开支没有减少，每年的税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向茶山盐池和商人征收，就必然要向农民收取。与其损害农民（的利益），倒不如还是向商人征税。当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先节省国家的各项开支；国家的用度有了盈余，就应该先宽减对农民的税收和劳役；然后才可以考虑到商人。因此，开放私营茶叶和盐的禁令，减免商人的税收都不是眼前急办的事情。于是为商人减税的议论也就平息了。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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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嘉师主要来自后世，对于商业的认识尽管不算清楚，甚至连皮毛都很难算得上。
但是张嘉师认为发展商业的最根本好处，不仅仅是能够从商业范畴当中收取相应的税收，更多的是商业能够让各地的物品流通，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物流”的产业链能够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在后世的物流定义当中，物流是包括运输、搬运、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物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活动，它是由供应地流向接受地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
这个时候自然没有这么多的功能，但是张嘉师很清楚，物产的运输，、搬运、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这么几个范畴在这个时代，事实上更多的也是由商人或者是官方组织来完成。
尽管这几个范畴，很多方面都不比后世严谨以及有条理，甚至是在一些情况下，一些物流方面的安排，会出现因为信息传递迟缓的混乱甚至是错误。
就好比是一支部队需要一批物资，但是因为突然发生一些事情的变故，这些物资久久没有进行运输，而这一支部队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而从本质上而言，一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安排，同样也是物流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所以，张嘉师认为大力扶持商人，然后让物流体系能够加速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大秦帝国，很多驰道级别的道路，更多是为官方以及军方进行服务。张嘉师认为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进行调整。因为张嘉师想要让物流体系加速发展，仅仅是凭借自己对商人的扶持，还是力所不及的。
在张嘉师原来的那个世界，有一句话，很有道理，那就是：“要致富，先修路。”
交通运输便利能有效的进行物资交流，促使各行业的发展，当然，真的因为这种安排而富裕起来的人们，实际上很少。但是这样的结果，无碍于物流产业链的硬件基础的发展程度。
对于张嘉师而言，要致富先修路这一个观点，他是保持沉默的，但是他认为道路的修筑对于物流发展而言，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而且物流的提升，也能够在商业，军事，政务等等方面，得到质量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