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嘉师命令渉间与苏角二人率军增援东胡之前，张嘉师就让能够参与军事会议的人，进行一次磋商。（
因为很多人都在外领兵或者是担任郡守郡尉的职位，这一次来参加军事会议的张嘉师嫡系武不多。
丞相陈平，御史中丞李左车，太仆夏侯婴，少府萧何，上将军李信，卫尉桓峰，郎中令驭勇，御史令张良，国尉屠睢就是这一次参与会议的主要人员。
张嘉师任命张良为御史令，主要是担任李左车的副官。因为张嘉师在一时半会之际没有打算任命张良为正式的相应职位的打算。
一来，张嘉师认为这样的安排能够有效保护张良，让张良不至于过于引人注目，二来，以张良的性而言，担任御史令的这个御史中丞属官，也算是能够发挥出相应才华的地方。
说实话，若非张嘉师不希望屠睢过早淡出大秦帝**方，国尉这个职位才是最合适张良担任的官职。
张良的统兵作战能力，张嘉师也不是很清楚张良在这方面的能耐如何，但是国尉的职责也有辅助君主进行军方建设的职能，所以在很多方面而言，国尉这个职位同样也算是一种参谋的顶端。
张良对于张嘉师的安排也没有反对，因为若非他认为张嘉师确实是值得他辅助的话，恐怕他还不会理会张嘉师的招揽。
……
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后，张嘉师便说出了这一次军事会议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增援东胡的议题。
虽然说张嘉师与陈平的行动，等同于跟匈奴人宣战。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跟匈奴人宣战以及援助东胡人事实上没有太过于直接的关系。
张嘉师在说出这个议题之前，就思考过有可能会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军事行动。
毕竟这样的军事行动对于大秦帝国而言，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与张嘉师所想的情况相反，哪怕是认为大秦帝国最应该休养生息的萧何，都没有反对的想法。
这让张嘉师很是错愕。
他不由自主的将眼神放在陈平身上。然而坐在张嘉师左手首位的陈平，很是平静的一言不发。
张嘉师也不会在这么一个场合对于这么一个情况追问到底，因为对于张嘉师而言，有些意见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反而不是一件坏事。
张嘉师固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麾下武在一些重大意见上一言不发，但是事有轻重缓急，在一些关乎于国家存亡的事情上，张嘉师还是希望自己麾下武能够齐心协力一些。
张嘉师可不希望看到党争这种事情会发展到能够影响国家和平的程度。毕竟历史的教训可以说非常深刻。
……
党争这种事情，既然是无法避免，也算是很多君王为了权衡朝政大臣的实力而采取的一种放任手段。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党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在唐朝中后期形成的“朋党之争“，也称之为“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仕，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
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安史之乱”、“牛李党争”与藩镇割据以及中官干政使强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牛李党争”可以说是开创了大规模党争的先河。
第二个大规模党争，则是以北宋时期王安石为首的变革派系与司马光，苏轼为首的“守旧派系”的党争。这一次党争被后世称之为新旧党争：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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