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正式将中华文明奠基成为农耕文明，主要是在战国后期，秦朝，汉朝初期的事情。
当然，中国在之前的历史也有着比较模糊的农耕制度，而农家则是主要在这一方面提出正式的理论基点。
在农家出现之前，中国的农民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
而农家算是系统提出这种管理方式的诸子百家：
“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文章内容，关于农家部分的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同时，农家整理出一套比较原始的四季耕作条令：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萌芽季节，应做好土地规划和整治工作，确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沟渠，匡正阡陌，保证用水；保护幼苗等。
夏季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应加强田间管理，驱逐野兽；锄杂草，干后烧掉，就雨水肥田；各种官吏要巡视农业生产，劝民劳作等。
秋季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应进行秋收，搞好冬藏前的准备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以防秋涝；官员要根据土地状况制定农业税；做好国库的收入工作等。
冬季是农闲时节，应收藏粮食，做好保管工作；为来年作准备，进行选种，维护农具等。
……
在后世，记录在《汉书?艺文志》的农家内容基本上已经失传，但是从《吕氏春秋》的相关记载当中，也可见一斑：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然后制野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罝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绝，为害其时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秕。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这部分内容的译文则是：
上古圣王之所以能够教导百姓，因为他们首先致力于农业。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土地资源，而是为了重视他们的思想修养。百姓务农就会质朴，质朴就容易使用；容易使用则边境安宁，君主的地位也就尊贵。百姓务农，行为就稳重，行为稳重就少徇私谊；少徇私谊，公法就确立了，精力也就专注在农事上了。百姓务农，他们的财产就会丰厚，财产丰厚了，就不轻易迁徙，就会一辈子死守着居处，而不会有二心。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而致力于工商等末节，就会不听从号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