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在张嘉师的认识当中，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教材，其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毕竟以《吴子》相对于《孙子兵法》，《三略》、《六韬》而言，更加符合大秦帝国眼下更像是军政一体的地方军政格局。
大秦帝国的军政一体格局，以边郡的情况尤为明显。张嘉师很清楚这一点在某个意义上并不是好事，但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大秦帝国边郡更加需要的是这种治理方针，而非相对而言没有太大效率的军政分割态势。
毕竟若是以边患或者是直接爆发的战争而言，若是一切都要等郡守，郡丞，郡尉三个郡县高官达成一致，那么黄花菜都凉了。
汉朝在这个情况明显是吃了不少亏，尤其是面对着匈奴人，汉朝的军政分割情况，导致了汉朝边地多次遭受到匈奴人的侵攻甚至是人口掠夺，是一个不可推卸的情况。
而在史书当中描述到相应的情况，甚至是有部分内容还需要向长安城汇报而让汉朝皇帝拿主意该怎么办，张嘉师不得不表示，这样的官僚制度，早就应该喂狗去。
……
在《吴子》当中，吴起认为强兵，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所在，在吴起的眼中，一支军队的平均战斗力提升，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总体提升。
张嘉师认为这一点虽然有所偏颇，但是以吴起的平生性格而言，吴起在这方面的侧重，更多是吴起的个人想法。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倍。”
曰：“何谓也？”
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阴阳）[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远）[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以治为胜。”
又问曰：“不在众寡？”
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夫人（当）[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戎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样，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凡畜（卒）[车]骑，岂有方乎？”
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烧）[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在《吴子》的这一卷内容当中，吴起认为发展一支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在很多时候能够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走势。
这一个情况，跟吴起在阴晋之战当中，大败秦军的经验有着共同之处。因为抗击秦军并且取得大胜的，就是吴起所倚重的战国时期的强大部队——魏武卒。
……
《论将第四》：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戎，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戎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