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攸在成为一个长城戍卒之前，本身就是在一个在楚国灭亡之后，返回故里的楚国廷理（负责掌管楚国刑狱的官员）的教导下，学习一些楚国的律令以及文字。
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大秦帝国推行统一文字的国策之后，景攸在这方面的学习变得有些偷偷摸摸。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随后的《挟书律》的颁布，一旦被人发现学习楚国本身的文字甚至是法律的话，会遭受到很严重的处分。
当然，族诛什么的，笑一下就好，因为哪怕是在泰山封禅的时候被所谓的博士们落了面子之后，始皇帝最终还是没有举起屠刀。
只不过汉代学者屡屡把“挟书律”与秦朝的短命相联系。
秦自商鞅以后，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亡国之恨和秦朝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六国遗民的怨恨。加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余波，各种思想包括对秦不满的言论仍在社会中流传。
秦相李斯进言：“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上书建议秦始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由于秦法极端残酷和酷烈，“焚书”、“坑儒”、“挟书律”等残酷的思想****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溃，最终以“暴秦”的形象载入史册。
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代士人不断反思秦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全抛弃了古代圣王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专任刑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重禁文字，不得挟学，弃捐礼仪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大意为秦朝却一反先王的做法，采用申商韩非之说，严法治国，禁止私学和民间藏书，使人们逐渐抛弃礼仪传统而轻于犯法，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看法与此相似，“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他认为秦朝焚烧五经典籍，禁止民间藏书，极大地破坏了圣贤所确立的优良传统，使秦朝的统治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实际上，汉代士人并不反对统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著名建议。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温和、诱导的方式来教化百姓，对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将秦朝的短命与它推行的诸如“挟书律”等暴政行为联系起来。
面对这种观点，张嘉师只能够表示：你们家的刘邦跟刘盈实行《挟书律》的时间，并不比大秦帝国短多少，你们这种选择性无视，算是好事么？
但是相比起这个小事情，景攸却能够对比出楚国律法与秦律之间的巨大差距：
……
楚国律法哪怕是在后世有出土竹简，都算是散失不少。
但是观其部分内容，就可以看到楚国律法的局限性：
楚国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国典”。《国语?楚语上》记：“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这就是所谓“国之典”。宪令是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屈原被怀王委以重任，“造为宪令”。
楚人将各类法律条文编辑成书，命名为《鸡次之典》，吴人入郢，将楚国法律简策破坏殆尽，幸得蒙谷深入大宫，背负鸡次之典从水逃出。楚昭王复国后，蒙谷献出《鸡次之典》，使楚国在“五官失法”的情况下又回复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种类繁多的法律文书作为执法的依据。
如楚文王时制定有《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
楚庄王时，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茅门楚王宫宫门之一。《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此外，还有入宅之法，即没收罪人的房屋等财产。
如《战国策?楚策一》所记郢人请宅卜罪事，即属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亲属。楚国有专门关于楚王遗体保护的法令，规定：“丽兵于王尸者罪”，以兵器伤楚王尸体者，诛杀无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去世，因吴起变法而受损的楚国贵族乘机发难，在射杀吴起时兵器并中楚悼王尸体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达７o余家。
楚国所使用的刑罚，计有灭族、烹、车裂（或称支解、辕、磔）、斩、宫、刖、劓、墨、笞、鞭、贯耳、梏、囚、放、没为官奴等。如此众多的酷刑，让当时人也为之惊叹。楚康王时，蔡大夫声子至楚，与令尹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与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