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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的十九世纪之前一段时间，欧洲历史即将进入著名的拿破仑时代。
而在这之前，拿破仑对于当其时的后勤制度的问题有着自己较为深刻的认识：
拿破仑统率的军队规模庞大，他的新战略提出的后勤问题也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已在前面说过，即使在18世纪，长途的战略行军也决非如一般人设想的那样，是无法实现的。至于说当时的行军规模总是较小，问题决不在后勤因素，而在于攻防双方兵力的对比。一支野战军若同另一支大小相等的野战军交战，自然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但要围攻一座强大的、坚固设防的要塞，则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不少于7:1的数量优势。所以，围城战只有大部队才能进行，例如1708年马尔波罗曾集中12万人于里尔周围。
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运动中求战，这无疑是以速度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即便如此，如果敌人的要塞未被触动，仍然没有多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1704至1712年间，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虽然在野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但法国的实力仍未被摧毁，最后还是缔结了有利于它的和约。
所以，马尔波罗率4万人进军多瑙河，尤金率3万人进军土伦，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试图“摆脱后勤的束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事实：这样小的兵力就连只打一座头等要塞也是没有获胜希望的。的确，这样小的军队，既要向前推进，就不可能分兵包围途中要塞。为什么这类战略行军在开始时通常总是沿敌人领土边缘前进，而不是深入敌境呢，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有些人设想的对仓库补给的依赖性。
在马尔波罗从弗兰德到多瑙河的行军中，如果他被迫去封锁[更不必说去夺取]哪怕是仅仅一座坚固要塞，整个这次有名的战略机动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改变围城战与野战的相对关系，改变敌人要塞和其野战军作为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这就是拿破仑对战争艺术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18世纪初，沃邦计算上两个世纪的围城战[不成功的]有200次，而野战仅60次。但拿破仑一生只打过两次围城战。他给包围意大利曼图亚的军队供应给养的经验表明，围城战的后勤问题就连对这个姓波拿巴的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1809年他给他的养子写信说：“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除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外，还必须有补给车队从远外实施前送。拿破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指就地取给与后方前送相结合]，对此，萨克森的莫里斯一定会欣然同意的。
拿破仑认识到，正是因为18世纪偏好打围城战，才引起无穷无尽的后勤困难。而他自己正是由于能够摆脱围城战[这要归功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庞大数量]，才基本上没有必要搞18世纪那样的后勤机构。
这就是下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原因所在：虽然拿破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并不优于他的前人[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保守，他拒绝采用新的发明创造，而宁肯继续使用某些旧的东西]，但他却能推动庞大的军队横越欧洲，建立起一个从汉堡到西西里的大帝国，不可挽回地动摇了整个[旧]世界。
拿破仑基于后勤方式改变的想法，与其经历过的战争以及政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1789年后开始建立的法兰西共和**队，对其组织机构和后勤工作的具体细节不是十分重视的。拿破仑初接管时，发现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缺衣少食……困难重重”。从那时起，法军虽然又经过了很长一段历程，但它的后勤组织到1805年仍然远不是很完善的。
所有后勤问题都归陆军组织部管辖，当时该部大臣是德冉，他主要负责军队的给养补给、服装补给以及运输工具的配备，但他的职权仅限于法国边界以内。在战场上，后勤事务——包括补给和运输——由军队的军需总监负责，但他的权力又只是限于作战地带以内。尽管后勤组织与物资补给在补给线的两端都有妥善的安排，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管理后勤地带和利用这一地带的资源，这对当时的战争来说是有普遍性的。
在这里，皇帝常作出专门的安排，通常是让那些战绩不佳，以及他不满意的指挥官在此负责，而这些指挥官被调来执行这种任务，如果不算实质上的惩处，至少也是一种贬谪。
1805年，陆军军需总监是彼提埃。他手下有四个兵站监督以及各补给部门的首脑[粮食提调、肉类提调、饲料提调和运输辎重总管]。但拿破仑总是越过这些中央机构直接向他的军长们下达关于运输和补给的命令。
军司令部设有副官，其职责是根据帝国总司令部军需总监的原则指示领导军的补给工作。每个师司令部均有兵站官，他既接受军副官的命令，也接受其直接上司——师长的命令，二者可能发生冲突，有时的确发生冲突。
这些官员所掌握的物资器材是很不充足的。这既不是因为保留共和国那支饥饿的、依靠到处抢劫为生的部落式军队的传统[自从1802年亚眠和约以来，如果拿破仑想干的话，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纠正军队的这种状况]，也不是因为不懂得设立正规辎重队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