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
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
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
从马汉的这部分描述而言，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马汉对于海上霸权这一点是相当推崇的。
因为马汉清晰的认识到，海上霸权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会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崛起。因为海权的确立，在某个意义上同样也是正式确定一个有着相当优势的战略环境。而在这一点，马汉引用了英国在确定其海权掌控者之后的情况进行阐释：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