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古代火器使用的鼎盛时期是明朝，但是若是论质量而言，则是清朝更为有优势。
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所主导的影响。
但是在一些方面而言，也就是因为历史的一些“玩笑”，最终导致了本身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种近代火器进程的基础，最终湮灭在历史当中。
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统治者越发不重视武备，火器的发展渐趋停顿，以致鸦片战争时，清军仍然使用旧制火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朝又开始大量制造火器，并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武器。
到洋务运动时，火器的制造和引进达到最高峰。这期间，清朝建立了大量近代枪炮制造厂，如安庆内军械所、湖北枪炮厂、天津机器制造局等等，清朝军队的装备基本完成近代化。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清代中后期的火器，要么在性能上被西方抛离很远的一段距离，要么则是在洋务运动前后，向西方引进相应的火器进行发展。
至此，中国古代的火器，逐步成为了历史的名词。
但是有一点，那就是哪怕是在明朝，中国古代火器的质量相对于西方而言，已经有了部分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并不算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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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很自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把火器带到西方时，给欧洲骑士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改变了欧洲人对战争的观念。最早使用火器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技术，直到明朝初年中国的火器在世界上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而到了明朝中期，中国的火器就不再是过去那样不可一世的地位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火器已经无法与西方抗衡；尽管明朝设计出火器的种类比欧洲人多得多，军队中装备的数量也相当多；但设计这么多火器没有几项是好用的，连军队中的士兵都不喜欢用，最后只好以仿造西方的弗朗机和红夷大炮两种为主的能用的火器。
而用于野战的弗朗机炮由于明朝制造工艺水平不行而使用量少，火铳也是又重又笨，射击精度很差，只有笨重的红夷大炮还堪使用；虽然明朝仿造的红夷大炮比欧洲人的笨重，射击精度也不高，但其装弹量大，架在城墙上一打就是一大片，并且也不需要经常搬运，用于守城还是比较适合的。这就是明朝长于守城而短于野战的主要原因；假如明朝的弗朗机数量多一些，火铳射击精度高一些，就不会在野战中输于满清了。
为什么过去火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到了明朝竟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完全是文化制度造成。在明朝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出现了近代科学，促进了各方面的技术发展；而中国在那个时候却将文化束缚在以八股文为主题的科举考试上，造成有文化的人不搞科学，搞技术的人没有文化，并且使用武器的军人也没有文化；而这些没有文化的工匠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火器的。
原来大家都是用古代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和发展生产、工艺和技术，中国人富有想象力和认真精神，有很多方面领先是正常的，当西方出现近代科学后，中国的这种文化体制所能产生的发展水平就无法与其相比了；一直到明朝末期，中国铁器的制造技术还不如唐朝时的水平，用来铸造大炮的铜器的制造技术与3000多年前的商朝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就以火器而言，明朝制造火器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工匠，即使有些认得字的，也是根本没有科学知识的人，要制造好的火器，他们首先面临以下不可克服的问题：
1、不懂化学。不知道火药发射和爆炸的化学反应原理，无法准确鉴定火药中硝和硫磺的含量，因此无法得知所用的火药装多少所得到的射程是多少；由于火药中的有效成分无法保证，同样多的火药，这一批火药装了打不远，下一批火药尽管数量一样多，却有可能会炸膛。
2、没有力学和运动学知识。根本没有物体抛物线运动的概念，不知道炮弹飞行的运动轨迹，无法形成准确的射击理论；偶尔出现几个“神炮手”，也是凭感觉而已，根本没有保证，大多数都是瞎放炮。
3、没有冶金理论知识，不懂铁中的含碳量和其他化学成分的作用，也不知道合理的冶炼工艺，到现在一些老铁匠还有用一个美女扔到炉中就可以炼出好钢、造成宝剑这种荒唐的传说；所以这种落后的传统习惯即使炼出一些好铁，但大批量生产中铁的强度无法保证，这次用这么厚的炮管可以，有可能另外一门这么厚的炮管就会炸膛；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很多野战用的炮都用铜造，而由于铜矿缺乏，所能生产的铜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害怕炸膛，明朝造的铁炮不断增加厚度，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无法制造像弗朗机这样的轻型野战炮，使得明军的野战能力大减。
4、没有机械加工理论及设备。尽管明朝仿造了西方的红夷大炮，但其内孔是直接铸造出来的，没有对内孔的加工工艺及设备，所以炮弹与炮膛之间的配合很差，无法保证射击精度，射程也大打折扣。当时西方以制造钟表的加工工艺加工出来炮膛，没有文化的明朝工匠再聪明也无法达到他们的精度，无法造出赶上西方水准的大炮；所以在明朝后期郑成功2万多人无法攻下900荷兰人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