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军有以逸待劳的优势。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80万人(包括八旗、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先后投入战场的有十万人左右。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七千多人，最高增至两万人。
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却未能显现。英方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牢牢掌握制海权，也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包括今辽宁全境和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区）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就在4000人至1万人。
如此分兵，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加重了中方的困境。月10日，英军攻占宁波，道光皇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该部风尘仆仆，历经两千余公里赶至前线，英军已在宁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劳，清军怎么能不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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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清军当其时的军制问题已经表露出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告终，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幕。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队的庞大封建帝国，为什么会惨败于一支远渡重洋，劳师远征并且数量先后不过两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呢？从军事角度来看，清军的战败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在战争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对于交战的双方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战斗中双方兵力的强弱，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总兵力约为八十万，即以当时发生战事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而言，四省原驻军加上增援的外省军队，共约二十五万八千人。英国方面，英国远征军从战争爆发到结束，先后投入作战的不过近两万人。然而，在每次战役中，清军投入的实际兵力都只是其总兵力的极少一部分，相反英军却在每次战役时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它所能用于作战的最大兵力，从而使之在战役进行中不仅兵力不处劣势，反而占到上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和清政府当时的军事体制不无关系。
清朝的军事体制，是在进一步完善原有的八旗制度和发展明朝的镇戌制而建立绿营兵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八旗是满洲社会特有的制度，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为特点。而绿营则是根据清初八旗兵力不足，和以汉治汉的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戌制度，将明降军和新募汉兵改编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八旗和绿营是国家的正规军队，八旗是中央军，平时以十余万驻守京师，称京营八旗，而以十余万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绿营是各省的地方正规军，全国共有六十万左右。当发生较大规模战争时，八旗，尤其是驻防八旗就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机动部队投入战斗，绿营则作为地方主力部队使用。
然而，清军虽有八十万之众，但除了京营八旗比较集中外，其他的都是分散设防于全国各地。并且八旗绿营虽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日担负的各种勤务差役十分繁重。
京营八旗和巡捕五营共十余万人，但相当大部分用以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五营及一部分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这些部队难以抽调，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
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也不过数千，并且也担负着日常官府勤务，还有守土之责。而且就八旗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复国初的勇猛。由于八旗官兵享受特殊待遇，平日里安于享乐，战斗力下降严重。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也调出不多。
各省督抚直接辖有督标，抚标，但人数不多，这些部队虽无明确守土之责，但所担负的各种官府勤务是非常繁重的。提督为一省军事首领，所辖提标虽较督标，抚标为多，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守土之责。
清军的主要兵力是由镇而协而营，最后以营为基础分驻各地，除了在一些较大城市驻有两三营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营或不足一营。他们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
分驻各地的清军，不是整营整营地驻处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单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则数百人，少则数人。最为分散者，有如湖南省某镇，“额设兵丁四千一百零七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
这些，都是清代军制的重要特点。清军布防驻守如此分散，担负勤务差役如此繁多，当然自有其原委，清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