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
“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出自《辽史?兵卫》）。
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出自《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辽国文化可以说是契丹人在融合渤海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发展体系：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
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在某个意义上，这一个情况的描述可以说是汉化的一种根本体现。
但是由于契丹人的民族风俗受到汉化的影响事实上不算太深刻，所以契丹人的汉化程度事实上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一种程度：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
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
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
“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出自辽史》）。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茶，行酒，行膳，行果。”
可以说契丹人虽然受到汉文化一定的影响，但是严格来说，契丹人自身所选择的“一朝两制”的方式，最终让契丹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较为有意思的混合文化发展体系。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而言，这种混合的文化体系的存在时间较短，相当缺乏底蕴，所以在历史上的发展而言，很容易就被当地的深厚文化所融合或者是侵蚀。
这一点可以说以西辽的情况作为对比是相当合适的：
西辽统治下的中亚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加强。西辽官方使用契丹语、汉语和波斯语，民间多使用回鹘语。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促进了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