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oo年，大禹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所谓“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中国各州、郡的户数和人口，是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2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有1223．3万户，5959．4万人。
洪武三年(137o年)11月，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帖上印“钦奉圣旨”，填写户主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还备附注“事产”、“户别”等专项内容，记载这家人的身份和经济来源等信息，譬如注明其是“军户”、“民户”抑或“匠户”等等，这种“户帖”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户口本”。
据悉，明太祖的这场“人口普查”比美国(179o年)和英国(18o1年)的“国情普查”早4oo多年。英国学者卡尔津曾著文叹曰：“此为全世界最早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以后各朝代都建立登记每户人口的表册，当然当时的人口统计与近代的人口普查是有很大距离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少数省的某些县份先后进行过试验性的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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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如下：
在公元前22oo年，炎黄联盟领、夏朝国君禹就推行“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运动，这“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当时统计总数为1355万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上计制度”，即人口、钱粮统计制度。到汉朝，随着政治体制逐渐完善，人口统计进一步纳入正轨。
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根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度的建立，更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秦汉时地方守﹑相向朝廷申报一岁治状的制度。这一制度随着集权制加强而形成，早在战国时，魏﹑秦两国即已实行。秦律的《仓律》中即提到有关县里上计的情况。在秦朝，各郡每年九月必须定期地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等。
两汉时，郡国守﹑相于岁终遣吏赴京师上计。
汉律中有《上计律》，是处置上计事务的专门律条。西汉时从郡中派到中央去上计的人为丞或长史﹐东汉时有专职的上计掾﹑史。上计时地方向中央呈交计书，或称为计簿，其内容为郡国一岁中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郡国上计，一般由皇帝或丞相亲自接受计书，汉武帝刘彻曾在甘泉宫和其它地方受计。
西汉末到东汉，多由大司徒受计。朝廷根据计簿对守﹑相进行考核，有功者受赏，有过者受罚。各地所上计书，最后集中到丞相府，由计相把这些计簿存档保管。
东汉时计簿归尚书掌管。
汉代州刺史每年也须向中央上计。各县于岁末向守﹑相上计簿，其性质和郡国向京师上计相似。乘计吏送计书到京城之便，地方上把向朝廷申报的其它簿籍或贡奉物品也一并带去，郡国向中央推举的孝廉之类人才，也可相随而行，秦汉时称这种办法为“计偕”。
地方官上计时常舞弊，武帝时上谷太守郝贤因上计欺谩不实免官。虽然犯者要受重惩，但弄虚作假仍不断生。汉宣帝刘询曾指出当时地方所上的计簿，是虚假不实的具文，他命令御史要加强对计簿的查对和核实。元帝时，贡禹说有的守﹑相因有过而企图逃避法律的裁制，上计时便委使善于作弊者起草计书。尽管汉代上计制存在不少弊病，但对于从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仍起到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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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o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ooo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o。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
这次人口普查出自《史记?平准书》，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次人口普查并没有真正详细的人口数量，这也让张嘉师有些嘀咕：“给我一个参照基础行不？”
之后的人口普查比较靠谱的数据分别如下：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oo万。损失率65。
2o年间，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