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南宋继续颁布过一些类似的规定。
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朝廷根据屯田数额及请佃人数多寡，决定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赏罚，同时，所收租课十分之中有三厘归县令尉所有。这项措施原是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这些规定反而促使地方官“虚报顷亩”和“强行差抑”人户耕种，并尽量加重佃户负担，增加租课额，以利于地方政府官员达到骗取奖赏中饱私囊的目的。
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颁布的敕文中提出：“勘会淮南等路营田，本欲招集流亡，垦辟旷土，州县闻有希赏，颇为欺弊，虽以招诱为名，其实抑配民户耕种，循袭为例”6。绍兴二十年，庐州知州吴逵上报朝廷，要求营田官庄“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绍兴二十一年，池州知州黄子游讲：“青阳县留税多于诸县，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阳县每亩上等田三斗，贵池县四升。建德县四升七合，东流县六升之类是也。一州之内而轻重不同如此”。
绍兴二十二年，魏安行从滁州还朝，向宋高宗报告：“陛下轸念两淮，岁岁展免，每田一亩，止收课子五升，然州县不能尽承德意，取于民者，正数之外，每斛加六七斗，多者往往数倍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宋高宗命令凡愿离开部队的军士去种田的，每人给江淮荒田百亩。
绍兴二十九年，蕲州知州宋晓说：“两淮营田，募民而耕之，官给其种，民输其租，始非不善，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
薛季宣的《与虞丞相书四》提到设置二十八庄于蕲、黄之间，“所费亦幸无几，饥民赖于合济，而盗贼少，旷土得以少辟，而垦田颇增”。
他在《与虞丞相书五》中也说：“官庄既已讫事，流移渐次安贴”。之后，他又在答《沈县尉书》中指出：“过合肥（今合肥市），修筑三十六圩之旧，齐安置官庄二十二区，来者哺以路粮，至者处以庐舍、牛具之给、种粮之赐”。
宋晓进而论述了两淮地区营田的附种问题，他说：“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而有司拘种斛之数，每遇逃移，必均责邻里，谓之附种。近年以来，逋年者众，有司以旧数岁督其子利，致子孙邻里俱受其害。牛十年之后则不堪耕，今给于民者二十有三载矣，一牛之毙，则偿于官，况连岁牛疫而不免输租，收牛之家逋亡而责邻里代输”。
接着又有漕司龚涛等言：“舒、蕲州一十县，多将虚数抑勒人户给散官牛分租种子。令于自己田内种莳，以纳子利，谓之附种。年数既深，牛已死损，而虚数不除。又县官希赏，虚升开垦数目，却于人户自行科纳，以致积年拖欠，因而科扰，实如宋晓所奏”。
绍兴三十一年，中书门下省报告：“两淮诸郡营田官庄佃户数少，因多荒废。州县遂将营田稻子分给与民，秋成则计所给种子而收其实，谓之附种。岁月既久，民业有升降，而其数不减”。从宋晓、龚涛及中书门下省的记述，可知所谓“附种”，实质上是对营田地区附近农户一种无偿掠夺。
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命令“兵部侍郎陈俊卿、工部侍郎许尹，经划两淮寨堡屯田”。
此时两淮屯田由于金兵的不断侵扰，已尽为荒野。御史中丞辛次膺“乞集遗氓归业，借种牛，或令在屯兵，从便耕种。此足兵良法”。
这一年，从淮西招到濠州参加屯田的归正人有1o752人。
宋高宗在退居为太上皇前夕和宰相谈到淮上屯田时说：“士大夫言此者甚众，然须有定论。用诸民乎，用诸军乎。若论既定，当先为治城垒庐舍，使老少有所归，蓄积有所藏，然后可为”。宋高宗的这两段话，说明两淮推行屯田和营田虽已三十多年，但是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虽也有一些办法，却又朝令夕改，经常变动。
隆兴元年，两淮地区经金蹂践之后，百姓都流亡他乡。维扬帅周淙，“极力招辑，按堵如故。劝民植桑拓，开屯田”。周淙镇守濠梁、淮楚原有依靠山水建寨自卫者，淙为之立约束，结保伍，有效地防御了金的入侵。
隆兴二年，江淮都督陈俊卿，“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寨。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
宋孝宗命陈俊卿组织实施，整顿淮东屯田。镇江都统制刘宝措置扬、楚、高邮、盱眙、天长等处屯田，“于入队官兵内拣选请受低下、元系庄农、使臣五人例、三人例及效用、长行军兵、口累重大情愿屯田者，及忠义、归正人旧曾力田耕垦之人”，“合用农具本军自行置办外，其耕牛、种粮、盖屋竹木，并乞官中给降”。最重要的是这些“军兵费用钱米，系是逐人身份合得请给”，“田熟之日，官不收课，人有所得，自然乐从”。
让军兵既能从国家领受其“合得请给”，同时又能获得耕作的全部收获物。对承佃屯田和营田的耕兵，规定如此优厚的待遇，是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战争前线的特殊性，这种优厚政策并没有普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