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知道一句话，那就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两次。(族)
但是这一句话不是必然的，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会因为一些缘故而记吃不记打。
而对于宋朝而言，同样也在这个范畴上通用。
因为在一些方面而言，有着联金灭辽的“错误”的例子，联蒙灭金理应是当其时的南宋统治阶层有所警惕的一个想法。
只可惜的是，最终这个想法处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得以实施。
……
从历史记载方面来看，联蒙灭金并非是南宋统治者想到的妙计，而是被逼出来的一个无奈抉择。
在宋朝历史上，借助军事同盟以达到消灭敌国，而最终盟国演变为更强大敌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与女真结盟而消灭辽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金国犯下一连串的错误，最终使蒙古坐大，成为一支新兴的主导力量。这一军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对南宋而言。有其几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复仇意识；金朝错估形势，将可能的盟友推向敌方；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图，南宋朝廷上下并非无所窥测。面对蒙古汹汹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有两派意见，一者扶持金朝，以之为对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认为应趁此机会灭亡金朝，并由此振奋精神，再图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图。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2]。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乔行简的主张，在宋金世仇终于可以得报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赞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
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虽然南宋朝廷意见不一，但也都认识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为凶恶的敌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问题的看法。对金朝的态度，不同于与其他周边政权。由于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对金人恨之入骨，宋朝虽多年积贫积弱，但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南宋朝廷认为皇室被掳，财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赵构南逃，才为赵宋王朝保留一缕血脉，但也仅能偏安东南一隅。多年来兴兵动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灭金目的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却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大多数人认为乔行简的看法是过于冷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耻，自然能得到众人的赞同。
因此“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
将来还要长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纳大量岁币。为报靖康之耻，最终选择了不与金朝结盟。在战争开始，金朝灭亡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即使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对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他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
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
但是最终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主要是金朝错估形势，无视南宋朝廷的争论，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断绝岁币的输纳后，大为不满。盲目南下争夺地盘，将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在当其时而言，蒙古人的大举南下，节节败退的金国统治者金宣宗选择的是居然是一个行为：
嘉定元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