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瀚坚持在新平堡,必定是有他的理由,但赵立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只隐隐感觉,天下大势如果按现在这样下去,除非朝廷下手决裂,否则的话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镇定……
对和记来说,长时间的和平亦非坏事,不过如果一直平稳下去,始终寻找不到破局的那个契机,也并非是一件好事。
赵立德并没有思索太久,对他来说,这种真正大战略层面的事只是略作思索,在宽甸时他常与温忠发和秃头几个讨论,众人都不得要领,对温忠发等人来说,对这种问题的思索往往会化为实际的层面,比如什么时候允许宽甸方面出兵……对他们来说,对张瀚的信任和依赖是深入骨髓之内的,不管怎样,只需要按张瀚的吩咐来行事就可以了,别的事完全不必要担心,反正上头自有安排。
……
赵立德从榆林返回新平堡的途中,王二等人举事的消息就已经传了过来。
王二等人啸聚了千人,由王二亲自鼓动,他素得人心,以豪勇之姿对众人道:“今反是死,不反亦是死,不如起而造反,尚可一搏!”
当时陕北四处处于春荒之中,饥民遍地,百姓皮骨已尽,救死不赡,王二首举义旗,众者甚众,而起义军持刀械,以墨涂面,从白水县至澄县城墙之下,城中守备荒疏,完全没有兵力驻守,仓促之间,县令张斗耀命衙差带帮闲上城头驻守,这般人可谓最遭人恨,灾荒之年,官府逼迫赋税甚苛,对百姓剥皮敲骨,而行事者就是这等人。
一见衙差,群情更愤,王二趁机喝道:“谁敢入城杀县令?”
众人皆云“我敢”,自此事可不止,千多人从四处登城,城头守兵一晃而逃,根本不敢抵抗,义军杀入城中,擒得知县,当即斩下头颅,传首示众。
这一下从者更多,王二开仓放粮,众多饥民加入队伍,王二率兵至白水河畔,攻打富户寨子,四处征粮和打造兵器,一时间已经啸聚了数千人,声势浩大,远非普通民变可比了。
消息在赵立德身后传到榆林等镇,百姓造反是头等大事,立刻就有塘马报向京师和三边总督并宣大总督处,由于县城被破,这等事根本无法隐瞒,若王二等人不破县城,三边总督还可以内部消化,设法将这股叛乱的农民征服或招安,而破了县城,杀了知县,事情则无可掩盖,只能飞马传骑,向京师报告。
与此同时,三边开始动员,在赵立德离开榆林镇的第二天,就看到好几股骑兵往榆林南边去集结。
为首的多是都司或守备,率兵行军多以马兵为主,仓促之间,想动员步兵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诸将率马军先行,然后徐徐动员步兵,以王二等人的数量,官兵最少也得动员好几千人,应该由某个游击将军率马步兵两千人左右,才会试图往白水河畔去进剿。
这一切都和赵立德无关了,他点了把火,果然陕北就是一个大柴堆,火轻易的烧了起来。
按照安排,还有数十个点可以逐次点燃,但要看时间,看明军的动向,看朝廷的动向……如果朝廷一意孤行,那可以陆续把火头点燃,熊熊烈火一旦烧起来,三边,宣大,都会焦头烂额……
所以大明实不足惧,几十年的天灾加上人祸,北方已经陷入集体的困苦之中,和隆万开海之后的江南湖广闽浙不同,南方富裕而北方穷困,朝廷的财政又陷于困顿之中,对北方只有陕北等少数地方不征辽饷,可是对天灾无能为力,对百姓的贫苦视若不见,没有赈济,连赋税也照常征收。同样的赋税,江南地方可以轻松缴纳,而在北方却是使百姓倾家荡产。人都说大明薄税,按中央的财政收入来说确实税赋相当的低,连正常的朝廷运转都相当的困难。而实际情形来说是大量的好处被士绅阶层瓜分,沉重的负担还在农民身上,天灾之下,政治不修,王朝其实已经走入末世,在大规模的起义未起之前,人们还有种种错觉,并没有感觉到危机将至,只把眼光放在和记和东虏身上。到王二等人起义之后,所有人才赫然惊觉,大明的情形就是如孔子评价的一样:季孙之忧,不在颛庾,而在萧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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