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道天险，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河水浑浊，水流湍急，但也并非不可逾越，黄河之上，便有许多的渔民打鱼为生，还有不少的渡船来回摆渡，方便两岸商旅通行。
但如果敌人在对岸集结重兵严防死守的话，那么抢滩登陆就会变得相当地困难。
所以这次的渡河行动，必须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才有成功的可能。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匈奴人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冀州和河内一带，留在并州的兵力，已经不太多了，而目前防守军渡一带的匈奴兵，只有千余人左右，这无疑让蜀军的渡河成功率，有大大地提升。
而且匈奴人是沿河布防，一千多人要守几十里的河段，兵力更是分散，单说军渡这个渡口上，匈奴人常驻的，不过才两百多人。
很显然，匈奴人对来自河西的威胁并不太看重，齐万年东渡之时，蜀军趁势东进，兵抵黄河边，这倒让匈奴人稍微地紧张了一些，生怕蜀军继续追击而跨过黄河，于是集结重兵在黄河东岸严阵以待，加上刚刚渡河的齐万年等部，在黄河东岸，至少结集了十几万的大军。
不过随着蜀军的南撤，黄河两岸的形势也陡然地缓和了下来，齐万年等人的部队被调往了河内郡，匈奴也撤防黄河东岸，只留下了少部分的军队在此驻防。
或许刘渊也十分迷信黄河天险的作用，认为刘胤不可能跨过黄河进攻并州，从战略上分析，跨界作战，那是要有庞大而雄厚的后勤保障来支持的，现在蜀军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刘渊认为蜀军短时间内不可能东渡黄河的。
刘渊将其主要的兵力都集中在了冀州和河内，这里才是他的主战场，至于并州，刘渊当然也没有松懈，他在左国城留驻军队五万人，就是为了防止蜀军从背后的袭击。
留守左国城的统帅是左独鹿王刘延年，他不光是担负着整个黄河沿线的防务，而且还得护卫左国城的安全，汉王刘豹的王宫便在左国城内。
刘延年自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军队都派到黄河沿线上，他只是在军渡附近的几十里河段上，派驻了一支千人队，密切地关注着对岸的情况，一旦发现蜀军有大规模东渡的计划，便立刻向左国城禀报，刘延年会随时派出大军增援。
为了加强黄河沿岸的防御力度，匈奴人除了在黄河东岸加固防御工事之外，还焚毁了沿岸的所有渡船和渔船，并下令片木不得下水，一旦发现有渔民或船工下水，一律以通敌罪论处，格杀勿论。
刘延年认为这样的布防很安全，蜀军如果想渡河，至少也得在西岸排铺开大军来，并做好渡河的准备，比如准备渡船或搭建浮桥，而这些准备事宜甚至少也得需要好多天才会完成，而刘延年一旦得到蜀军集结的信息，便会从左国城发兵救援，左国城距离黄河渡口也不过才百十来里，也一两天的路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不过去。
有着这样的安排和布署，刘延年就不必呆在黄河边喝西北风了，而是可以舒舒服服地呆在左国城养精蓄锐。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与渡口方向的联络每天一次，如果联络一旦中断，那就意味着黄河渡口那边有事发生，刘延年会在第一时间内派兵出发前往渡口。这样的布署几乎是万无一失，刘延年丝毫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
刘胤自然对匈奴人的布署了如指掌，他在行动之前，早就派出了斥侯潜入到了并州境内，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
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尽管表面看起来，匈奴人在黄河沿线的兵力防守极为薄弱，但有着左国城随时可以增援的五万人马，想要从军渡跨越黄河，难度绝不是一般的大。
想要渡河成功，首先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不能惊动左国城的刘延年，一旦匈奴人大军增援而至，封锁住渡口，渡河行动便很可能夭折。
综上考虑，这次的渡河行动只能是偷袭，派出一支精悍的小股部队偷渡黄河，首先抢占一个有利的滩头阵地，为大部队渡河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不引起匈奴人的警觉，三个军团在向军渡靠拢的时候采用分批前往的方式，并尽可能地采用潜行，避免被匈奴的人密探所发现。
不过有利的条件是匈奴人对黄河的封锁不但隔绝了蜀军渡河的可能，而且对他自己派出斥侯对对岸进行侦察创造了不利的条件，刘胤为了封锁西岸的消息，早已派出斥侯部队，进行反斥侯作战，将匈奴人向西岸进行渗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现在东岸的匈奴后除了告目测之外，很难掌握蜀军的行踪，蜀军只要偃旗息鼓，保持与黄河十里的距离，匈奴人就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了。
至于这个先遣渡河小分队，毫无悬念的还是由阿坚来指挥。
现在蜀军这边几乎所有的特种作战，都是由阿坚来指挥完成的，阿坚担任刘胤亲卫队长的同时，也渐渐成为了特战队的统领，每次执行强难度的特战任务，都离不开阿坚的身影。
这次的行动，阿坚依然是当仁不让。
阿坚挑选了一支精通水性的百人队，同时这些人同样是身手不凡，个个都是以一挡十的好手，带齐了装备，从临晋秘密地出发，向军渡方向挺进。
原本阿坚的队伍是骑马前进的，到达了距离军渡十里的地方，阿坚果断地弃马步行了，毕竟战马是一种动物，遇到意外的情况之时会惊恐地吼叫，很容易引起对岸匈奴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