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饭是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晚上我请你们吃宵夜。”
“我反正话已经递到了，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你看着办。”冬瓜说完“啪”的挂了电话。
唐婉丽的婚变对我来说还真是个好消息，人就是这样古怪，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她有多珍贵，明知道自己喜欢她，可又觉得有很多莫须有的顾虑，乱七八糟的考虑一大堆，总觉得有些不合适。可一旦失去，心里面空捞捞的不是个滋味，现在有失而复得的机会摆在面前又犹豫了——唐婉丽还会接受我吗？
离开天坑，我来到考察时驻地饭店。店老板看见我，怪难为情的样子，又提出来要把那两千块钱拿给我。
经过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的心态反而平和了不少，也许是“神经性障碍阻隔及心理纠错治疗”也起了些作用吧。
我强压住心中的不满向他打听那几个收旧货的情况。老板一五一十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是三个湖北人，两个五十来岁，一个三十来岁，口音像夷陵一带的，其中有个老的腿有点瘸，还有个秃顶，有只眼睛好像是假的；年轻的那个个子不高，但很敦实，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像混社会的。
“有没有留下电话地址啊？”
“哪有啊，当时只顾关心价钱去了，再说也没想到你会回来拿这些东西。”
线索中断。湖北人？湖北有6000万人口呢，符合这几个条件的人也不会低于10万，茫茫人海我到哪里去找寻。
只好怏怏地开车返城。
这些天，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前段时间的突然消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可是从万教授眼皮底下离开的，既没跟法国人汇合也没有回到洞口外面取回行李，就这么悄无声息的不见了踪影，怎么他们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还有他们是怎么跟我父母交代的，为什么把我的行李放在“冬瓜”那里，告诉他我不辞而别了。一切都不合常理，我真想找赵书记问问究竟，可是如果赵书记反问我那两个月去了哪里？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又该怎样回答？难道我需要把那段奇遇讲诉给他听，他听到之后的结果会怎样？多半认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的神经病，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还有一种可能，发现我失踪后可能也进行了搜寻打捞工作，但因为死不见尸，又怕我父母伤心，所以做出一个不得已的决定，暂时不把情况告诉给我父母，等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不是说人失踪后的死亡确定得经过两年时间吗？这才两个多月呢。
最糟糕的是，一想到这些问题就会头痛欲裂，神思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