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呵欠，问道。“查彭蒂尔太太刚说完，”格里森接着说，“我就看出整个案件关键的所在。于是，我就用一种对待女人行之有效的眼神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后来回家的时刻。“‘我不知道，’
她回答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有大门的钥匙，自己能开门进来。’”“‘他是在你睡着之后才回来的吗？’“‘嗯。’”
“‘那你是几点睡的？’
“‘大概11点。’”
“‘这么说，你儿子至少出去了两个小时？’“‘是的。’”
“‘也有可能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有可能。’”
“‘他在出去这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她回答时，脸色变得惨白，连嘴唇都毫无血色了。“当然，话说到这儿就没什么可问的了。我找到查彭蒂尔中尉的下落之后，就带着两个警察把他抓了起来。当我拍拍他的肩膀，警告他乖乖跟我们走时，他竟然放肆地对我说：‘我想你们抓我是认为我同那恶棍德雷伯的死有关吧？’我们还没提这件事，他倒先开口了，那使人觉得更加可疑。”
“确实是这样。”福尔摩斯说。
“她母亲说的他追击德雷伯时用的那根棍子，他还拿着，这是根又粗又扎实的橡木棍。”
“那你又是怎么推理的呢？”
“嗯，依我的推测，他追踪德雷伯一直到了布里克斯顿路。在那里，他们又吵了起来。争吵过程中，德雷伯被挨了一棍，也许正打在心窝上，所以不留任何伤痕地杀了他。那天夜里雨又下的很大，附近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查彭蒂尔就将尸体拖到了那幢空房子里。至于那些蜡烛、血迹、墙上的血字，还有那枚戒指，它们只不过是故意为了迷惑警方而留下的。”
“格里森先生，干得不错！”福尔摩斯赞许地说，“我想你肯定前途无量啊。”“应该的，其实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进展得挺顺利的，办得够利落的。”格里森骄傲地说，“可是，那个查彭蒂尔中尉却说，不一会儿，德雷伯就发现了有人在跟踪他，于是雇了一辆马车把他甩了。
他只好回家，可是在路上碰到了一位老同事，一直陪那人聊了很长时间。当我们问他那位老同事住哪时，他却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我认为整个案情的前后细节都是非常吻合的。让我觉得好玩的是莱斯特雷德，他一开始就被引入了歧途，恐怕现在还没查出什么来。嘿，说曹操曹操就到。”来人果然是雷斯垂德，我们交谈时，他已上了楼，走进了屋里。他惯有的那份得意洋洋的举止与穿着全不见了，他神色困惑，愁眉苦脸，衣服也凌乱不洁。他显然是来请教福尔摩斯的。因为他一看见同事格里森立刻就显得窘迫局促，站在房子中间，又紧张又笨拙地玩弄着帽子，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这实在是件最不寻常的案子，让人完全捉摸不透！”
“嗨，莱斯特雷德先生，你也这么想吗？”格里森得意十足地大声说道，“我早就认为你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找森先生了吗？”“唉，这位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莱斯特雷德声音低沉地说，“今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好利得公寓被人谋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