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景色亮丽，空气清新，这将巴斯克维尔庄园最初给我们留下的阴郁灰暗的印象改善不少。亨利爵士和我坐下来享用早餐，阳光透过竖框窗子照进屋，玻璃上的盾形徽章将光线遮挡成了微弱的彩色光束。深色的护壁板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泛着青铜色的光泽，很难令人相信，这就是前一晚让我们感觉阴森恐怖的同一个房间。
“看来出问题的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自己！”亨利爵士说，“我们昨天因乘车旅行而感到寒冷疲劳，因此觉得这个地方很灰暗，现在我们恢复了状态，因此这里就又变得使人身心愉快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想象的问题，”我回答道，“比如说，你有没有在昨天夜里听到过一个女人在哭？”
“非常奇怪，在半睡半醒时我的确听到了类似的声音。我等了很长时间，但后来一直也没听到了，因此我肯定我是在做梦。”
“我听得很清楚，而且我敢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我们必须立刻问问。”他摇铃叫来了巴里莫尔，问是否能解释我们昨晚听到的哭声。我似乎感觉到，听到主人的问话后，管家原本没有血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亨利爵士，这幢房子里只有两个女人，”他答道，“一个是厨房里的女仆，她睡在对面的厢房，另一个就是我的妻子。我保证，声音不是她发出的。”
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撒谎。早饭后，我在走廊上恰巧遇到了巴里莫尔太太，阳光正好射在她脸上。她身材高大，满脸横肉，带着冷漠的神情，嘴角露出了严厉的表情。但她两眼红肿，还用她那一对红眼睛看了我一眼。
很显然，昨天夜里哭泣的就是她。既然如此，她丈夫肯定知道这件事，但他居然冒着被识破的危险否认这件事。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为何她会哭得那么伤心？于是巴里莫尔那张英俊白皙的脸和黑胡须，开始让我感到神秘和恐怖。第一个发现查尔斯爵士尸体的就是此人，而我们也只从他那儿才得到了关于将那老人引向死亡的相关情况的介绍。我们在摄政街看到的马车里的那个人，难道有可能是巴里莫尔吗？很可能就是这一脸的黑胡须。虽然马车夫说那个人身材有点矮小，但他的印象有可能出现误差。怎样才能将这一点弄清呢？显然，首先要去找格林本镇的邮政局长，了解那封试探性的电报是否当面交给了巴里莫尔。
无论如何，我至少应该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向福尔摩斯报告。
早饭后，亨利爵士有很多文件需要处理，我也正好趁此机会外出调查。沿着沼泽荒原的边缘行走了四英里，这令人精神舒畅，最后我来到一片灰色房舍组成的小村落，其中的两幢建筑物比其他房舍高大，其中一幢是小旅馆，另一幢是莫蒂默医生的住所。邮政局长同时也是杂货店的老板，他清楚地记得那封电报。
“没错，先生，”他说，“我按照指示将电报亲自交给了巴里莫尔先生。”
“谁送去的？”
“我的小孩。杰姆士，上星期那封电报是你送去庄园给巴里莫尔先生的吧？”
“是的，是我送的。”
“亲手交给了他？”我问。
“我并没有亲自交到他手里，那时他正在阁楼里，但我交到巴里莫尔太太手中了，她说一定会马上拿给他。”
“你亲眼见到巴里莫尔先生了吗？”
“没有，先生，他当时正在楼上。”
“如果你并没有看到他，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在楼上呢？”
“噢，但他的妻子肯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邮政局长气愤地说道，“他究竟收到了那份电报没有？如果发生了任何差错，也应该是巴里莫尔先生自己来质问啊。”将这次调查继续下去似乎没有希望了，但有一点很清楚，虽然福尔摩斯使用了妙计，但是我们仍无法得知巴里莫尔是否去过伦敦。如果事实就是如此，假设他就是那个最后看到查尔斯爵士还活着的人，就是最早跟踪刚回到英国的新继承人的人，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他是受到了别人的指使，还是有自己的阴谋呢？伤害这个家族的人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我想起了用《泰晤士报》评论剪贴制成的警告信。这是不是他干的，还是可能有谁因为决心要反对他的阴谋而干的呢？唯一能想象出的就是亨利爵士曾经猜测的那种动机，就是说，庄园的主人如果能被吓跑，那么巴里莫尔夫妇就能得到一个安定且舒适的家了。但是，为了在亨利爵士周围形成一张无形罗网，竟然会居心叵测地策划出如此深谋远虑的阴谋，这样的假设似乎并不恰当。福尔摩斯本人曾经说过，在他遇到的众多惊人侦探案里，再没有过比这更复杂的案子了。在沿着灰白而又孤寂的道路回来的途中，我心中默默地祈祷，希望我的朋友能尽快从他的事务中脱身来到这里，这样这份沉重的责任就能从我的身上卸下了。
突然一阵跑步声和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将我的思路打断了。我转过身，心想肯定是莫蒂默医生来了。但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原来是个陌生人在追我。这个人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身材瘦小，长着淡黄色的头发，尖瘦的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副很正经的样子。他身穿灰色的套装，戴着顶草帽，肩上挂着一个装植物标本的锡铁盒子，一只手里还拿着一把绿色的捕蝶网。
“华生医生，我认为你一定会原谅我的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