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伦德说：“我有一个合伙人，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他本人是完全诚实可靠的，钱就放在他那里。你能想到他现在哪里吗？对，他就在船上，就是船上的那位牧师，一点没错！他身上穿着那件神圣的黑色上衣，而他装在箱子里的钱足足可以买通全船的人。现在所有的水手都成了他的心腹。在这些人答应签名受雇之前，他就用金钱把他们全都收买了。
他还买通了两个狱卒和二副美勒，要不是他觉得船上的船长是不值得收买的，那他一定会连船长也收买的。”
我问他：“可是我们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呢？”
他说：“你说呢？我们要让船上的那些士兵的衣服变得比裁缝做的更加鲜红。”
我说：“可他们都有武器啊。”
他说：“小伙子，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两支手枪。我们有全体水手做后盾。要是这样还夺不下这只船，那我们早该让人送进小女孩的寄宿学校了。今夜你和在你左边的那个人谈一谈，看看他可不可靠。”
我照办了，知道我的左邻是个年轻人，处境和我相同，罪名是伪造货币。他原名伊文斯。现在也像我一样改名换姓，是英国南方一个富有且很有前程的人。他完全乐意参加这一密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救，所以在我们的船横渡海湾之前，全船犯人只有两个未参与这一秘密。一个胆小如鼠，我们不敢信任他，另一个患黄疸病，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的夺船行动从头至尾没有遇到阻碍。水手们是一伙无法无天的家伙，事先经过特别挑选，专门来干这事的。冒牌牧师来到我们的囚舱，表面上是来做宗教劝诫。他背着一个黑色袋子，好像装满了传教小册子，不断出入一间间囚舱。到了第三天，我们每个人的床下都藏了一把锉刀、两支手枪、一磅炸药和二十发子弹。两个狱卒早就是普伦德的心腹，二副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这条船上我们的对手只有船长、两个船副、两个狱卒、马丁中尉和他的十八名士兵，另外还有那位医生。尽管计划非常稳妥，可是我们还是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我们准备夜间进行突然袭击。然而动手时间比我们预料的提前了许多。情况是这样的：
在船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夜里，医生来给一个犯人看病。他把手伸到犯人的床底下摸到了手枪。如果他当时不动声色的话，我们的计划可能全部失败。但他是个神经质的小伙子，他惊叫一声，脸色苍白。这就使那个犯人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把他抓住堵住嘴捆到了床上。那个犯人打开通往甲板的门，我们就从这扇门冲出去，因为医生进来时忘记锁上门了。两个士兵中弹倒下，一个士兵跑过来看发生什么事，也被一枪打死。两个士兵把着特等船舱的门，他们的枪似乎没有上火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开火，他们试图上刺刀时中弹身亡。我们拥进船长室时里面已响起了枪声，推门一看只见船长已经倒下，他的脑浆把钉在桌上的大西洋航海图也弄脏了，牧师站在死者旁边，手里拿着的手枪还在冒烟呢。
两个大副早已就擒，整个事情似乎大功告成。
官舱就在船长办公舱隔壁，于是我们蜂拥进了官舱，坐在长沙发椅上七嘴八舌地聊起来。因为我们又重新获得了自由，都兴奋得要疯了。
周围到处是货舱，假牧师威尔逊打开了一个货舱，取出十来瓶红葡萄酒。
我们打碎了瓶口，把酒倒在大杯里，正要干掉，这时耳边意外地响起了枪声。大厅里烟雾弥漫，能见范围只有一桌之隔。等到烟雾散去，这里已经是一片血腥。威尔逊和另外八个人一个压着一个地倒在地上，垂死挣扎。
血和桌子上的红葡萄酒让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恶心。我们看见那个场面都吓坏了，要不是普伦德，我们可能完蛋了。他像公牛一样怒吼着冲了出去，我们活着的人紧跟在他后面。我们跑出去在船尾看见中尉和他手下的十个兵。大厅桌子正上方的旋转天窗开了一个口子，他们就是从这个缝隙对我们开火的。我们在他们装弹药之前，就冲了上去。虽然他们顽强抵抗，但我们占了上风。不到五分钟，战争就结束了。
上帝呀！那艘船简直成了一个屠宰场！普伦德像一个疯狂的魔鬼，他像抓小孩一样把士兵们抓起来，不管活的死的，一个一个地扔进海里。
有一个中士，身受重伤，却惊人地游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个“好心人”朝他脑门开了一枪。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敌人就只剩下两名狱卒、两名大副和医生了。
对怎样处置剩下的敌人我们发生了争论。许多人因为能够重新夺取自由而高兴，所以不愿意再动手杀人。杀死手拿武器的和现在手无寸铁的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八个人——五个犯人和三个水手说，我们不愿意再看到有人被杀害。但普伦德他们一伙人却无动于衷。他说：
“我们要想求得永世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不留一个活口，我不愿意看到将来有个人到证人席上去指证我们，这一点会又让我们遭到关押。”不过他终于答应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乘坐小艇离开这里。我们早已经厌恶了这种血腥的罪恶勾当。我们知道在这次劫船杀人之后，以后还会有更残忍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给了我们每人一套水手服，一桶淡水，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