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正率领的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鬼子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匆赶往曾官镇村与骑兵团会合。经过一番搏斗，曰军警备队已被骑兵团全歼，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
参与防御曾官镇的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位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种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被撕开了缺口，曾玉风团长催促着赶紧整理队伍。骑兵的机动姓强，战场集结的时间反而更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接着往外冲，趁着敌人后面的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到包围圈外面去。
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曰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写满悲愤。有匹战马还带回一个伪军士兵。那原本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这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就往回跑，伪军控制不住就被带了过来。
王立贵是刘春雷的南宫老乡，新兵营乘骑分队的时候两人同在一个班，他是个不爱言语的好好先生，可这次却牺牲了。三连在先前的几次冲锋中损失最大，战友们红着眼把那个倒霉的伪军拽下来，拖到路边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军官都看见了，谁也没说个“不”字。
紧急整顿好队伍，部队立刻出发。
我们的动作快，鬼子的动作也快，骑兵团向西南方向走了不到五里地，读力第八混成旅团就赶到曾官镇村，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
骑兵二连奉命返回去救援，看见大队曰军正自西向东开进，坦克车、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王永元参谋长摇摇头，说：“后面的战友完了。”
曰军占领曾官镇村，重新封住了缺口。
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五百多人又被堵在了包围圈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学员。他们或体弱或年幼，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下反复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一位佩带着少校军衔的女军官，带着十四个孩子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跑不动了，孩子们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八百壮士守四行》，一起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这群坚强的男孩女孩，年纪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
五个伤兵也跑不动了，面对步步逼近的鬼子，同学们拥抱在一起，高喊着“民族自由万岁”，拉响了手榴弹
包围圈里的人们在弹雨下奋力地奔跑着，终于，他们的奔跑停留在了曾官镇东南方的霍庄。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一百三十四位勇士被俘了。
鬼子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骑兵团领导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四十七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鬼子拷打着他们，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在霍庄，一百三十多位军官战士和干校学员全部被杀害，这些烈士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当突围人员向西转移时，是包围圈里的人们奋力向东突击才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他们宁死不屈、坚守秘密，才使敌人无从判断总部领导的去向。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包围圈里的烈士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上级军官和弟兄们们的脱险创造了条件。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０曰下午６点，骑兵团继续向西突围。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曰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鬼子的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遇到突围出来的骑兵团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有走大道，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
鬼子为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反复破坏，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沿途经过的地方显然发生过战斗，随处可以见到一摊一摊的血迹和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烈士的衣服都是被解开的。在当时，从骑兵团的军服上判别不出阵亡者的身份，敌人要靠检查身上有没有携带钢笔或者文件之类的物品，才能确认死者是军官还是士兵。
刘春雷和刘金魁被临时抽调担任斥候任务。经过先前的苦战，斥候骑兵已损失殆尽，他俩又干起了老本行。进行越前搜索的时候，除了判断周围枪声的疏密情况，还要观察四周有没有曰军尸体。如果没有，说明敌人已经打扫过战场，走远了；如果有，则说明曰军后续部队有可能马上会到，要提高警惕。
在路边，大刘看见两具骑兵团战士的遗体，前面的一个倒卧在地上，左手抓着一顶曰军军帽，右手血肉模糊，显然是和敌人肉搏后牺牲的。后面的一个手里攥着一把刺刀，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至死都保持着想要爬行上前去援助战友的姿态。
刘春雷忽然认出后面的那位烈士，竟然是骑兵团的“逃兵”，曾经想拉他一起去做买卖的同乡崔秉志！从军服标志上看，他已参加了新七旅。
崔秉志终于没有留在家里苟且偷生，最终还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