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与信和巴旭起早有准备，报上了三十万乡勇总额，以及十万义勇军编制。这是战争动员编制，战后就缩减为一万五千，两省为此一年要出六十万。
以之前的省级财政规划，这钱湖南和江西出得起，但是目前的省级财政收入很不稳定。经过各方商议，各省将拥有自定土地契税的权力，同时新增土地分家税。凡是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继承，也都比照土地转让买卖抽契税，这是为之后的遗产税打伏笔。这事在平时多半要惹起非议，但战争时刻，反对的声浪很容易打压和消解。
义勇军的定额维持费解决后，问题又延伸到了府级财政。建昌府知府杨平为抵抗清兵，自作决断，推动府院，将各县田产地税掌握在一府手里，开创了以府领县的财政先例，这给了正摸索府级财政建设路子的政事堂极大启发。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核心思路是各级政府要承担什么职责。中央不说，一省现在承担的职责是地方贫富协调、养义勇军和一省土地管理。而府一级单位在规划里要负担府县官员开支，从而在行政层面将府下各县的工作统管起来，并且逐步承担起教育、医疗和社会工程等职责，为此基层财政就得向府一级汇聚。
把田产地税归由一府掌控，这是将社会最基础层面的资源收拢到府一级，这个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日后要帮扶农业，进一步削减田产地税，府一级也好掌控取舍，而县一级则触动太大。
因此李肆重点表扬了“建昌府经验”，要政事堂以此为核心，推动府级财政建设。不仅是田产地税，府一级还从各县手中分割走一些行业的营业税，这也是配合社会管控的措施。例如枪械、牛马牲畜的贩卖、书坊印刷业等等，甚至还包括青楼……
由点及面，雍正南侵，给英华一国提供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契机，这可是雍正绝难想到的。
当然，雍正南侵带来的现实威胁可不小，必须全力解决。李肆在布置完义勇军和省府财政改革后，注意力又回到了军事上。
阅兵前，李肆就决定给军队换装，这事似乎是形象工程，但形式决定内容，制服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好男儿可都是奔着那一身红衣投军的，而且完善制服形式，也是军队正规化和标准化的前提。
新制服色调改动不大，但确立了礼服和常服两级，因为还没进入散兵时代，作训服就免了，只配发汗衫便裤用作训练服。阅兵穿的就是礼服，日常和作战时穿常服。当然，在排队枪毙时代，很多官兵都喜欢穿礼服，只在成为线膛枪的狙杀焦点后，这毛病才会改掉。
陆军礼服依旧是红衣蓝裤，军衔标志在衣领。常服色调一样，只是少了装饰，衣摆高一些，军衔标志在肩上。海军特殊一些，礼服是纯白，常服是蓝衣蓝裤。伏波军礼服是白衣红裤，常服是蓝衣红裤。义勇军礼服常服都是灰衣蓝裤。
军服色调确实有些混杂，但主色调却分得很清楚，民间就有总结，但凡红衣，自是陆军。但凡蓝衣，就是海军，伏波军也算是海军，而灰衣则是义勇军。另一个辨认标志更清晰，陆军都是直筒短檐帽，海军则是圆顶短檐帽，义勇军则是八角帽。
不得不说，义勇军是拣陆军的旧帽子，陆军的旧裤子，殖民地军的旧上衣，这事还有些打击义勇军官兵的士气……
李肆趁换装的机会，还整理了勋章和勋表体系。勋章设有两大类，一类是资格纪念，包括“青田勋章”、“开国勋章”以及各重要战役的资格奖章。另一类则是军功章，目前最高级的奖章是“英烈勋章”，专给战死者的。目前只有最早的郑宏远、郎松亮、张汉晋，以及之前在松江战场牺牲的黄慎等二十多人拥有，这些人也入了国家英烈祠。
英烈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而且还只有死人能得，因此一般官兵都指望能得“天刑奖章”、“圣武奖章”，特别是后者，天刑社很难入，大部分官兵入的是圣武会。“圣武奖章”是对一般官兵的最高表彰，此次禁卫第六师就有好几人得了这份功勋，包括师统制桂真。
“圣武奖章”之下则是奖励一般战功的“英雄奖章”，也被人称呼为“龙头章”，有这么一枚龙头章，那就真的是大家眼里的英雄。“英雄奖章”之下则是被称为“虎豹章”的“英勇奖章”。
本来李肆还准备学着前世老美那般弄个类似紫心勋章，奖励所有受伤官兵，可枢密院说，现在勋章可贵着呢，要作得那么精细美观，就算只是铜珐琅制，一枚也要好几两银子，李肆只好无奈地放弃。
勋章可不简单只是勋章，得了“英雄奖章”，就意味着爵位，英华的爵位实际就是养老金。但凡军官，或者服役年份足够的军士，都有爵位，可英雄奖章能给爵位加级，此外诸如就学、减少税等各项优惠都在等着。这些奖励以前都有，现在跟勋章体系绑在一起作了细化完善，军队战意昂扬，人人都想挣得军功章。
官兵是面貌一新，战意也足了，但当面形势却不容乐观。
在湖南和江西，有雍正的两个大营，再加上江西和湖北兵，总兵力接近二十万，其中近十万是经过整编训练的近代军队。如果把江南形势也纳入一个棋局看，江南的十万旗营绿营战力羸弱，几乎可以不计，但年羹尧的两万杭州兵不容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