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顺港后，镇远舰立即送入船坞修理，王辰浩再次遭遇强烈围观，不过他依然拒绝透露相关细节，其他人自是没法强迫他说。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丁汝昌将水雷营八百官兵全部划归王辰浩调遣，编成水雷舰队专门负责排雷工作。
这样，王辰浩从蛟龙号管带升任水雷舰队总督官，品秩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变飙升至副将，相当于现代军衔的海军少将。
作为水雷舰队总督官，王辰浩先得了解当代水雷的种类、型号、布雷方式、扫雷技术等相关知识。于是他从中选出二十名优秀的水雷手，他们负责给王辰浩讲解水雷的各种型号的布置方式和特点，最主要的是告诉他如何排雷，让王辰浩心中有数。
水雷早就出现n年了，但第一次创响名头是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用极其微小的水雷代价给日本海军造成多艘大型战列舰和巡洋舰触雷沉没，从此世界各国开始重视水雷的作用。
但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水雷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复杂程度远远不及后世。
此时，世界各国的水雷大体有两种，一是漂雷，二是锚雷。漂雷没有固定位置，随波逐流，在水面漂浮。锚雷是一种固定在一定深度上的水雷，靠雷锚和雷索固定在在一定深度上。
漂雷因为没有固定位置，因此只被广泛布置在宣战区海域内，随着海流潮汐自己漂，撞上它的几率并不大，但却可以吓唬敌人。
航道和港口附近不敢放漂雷，因为如果漂到航道上和港口门口会误伤己方军舰和民船。因此航道和港口布防的水雷基本上都是锚雷。
锚雷，顾名思义。就是水雷下端系着定深用的铁锚，以及防止水雷飘走的雷索。
这个时期的水雷都是触发性水雷，即撞击后产生爆炸，当然撞击需要一定速度和吨位的船只才行，不能小鱼撞上也爆炸。
北洋水师水雷营的每颗水雷上面有36根撞击触角，分作360度方向布置，里面装着引爆水雷的击针底火。小型水雷每颗装药180千克相当于一枚18寸黑头鱼雷爆炸当量，可以轻易炸沉2000吨级船只；中型用来对付五千吨级左右的船只，大型水雷爆炸当量达到三枚18寸黑头鱼雷威力，足以炸沉任何万吨级以上战列舰。
水雷被称为“穷国的武器”，因为它造价低廉，布置容易，摘除困难10倍至200倍以上，称为弱国防御沿海的最高性价比武器。直到21世纪全球还有52万枚二战期间的水雷没有摘除，因为成本太高缘故。
不过，几十年后的压力、磁力、噪音等先进水雷此时还没有出现，因此才使得王辰浩敢用声纳和超声波去探测水雷。
虽然这个时期的布雷手段很简单，但排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排除一颗锚雷需要摘掉它的定身铁锚使其上浮至水面，然后收回。但水雷兵只能靠人力去摘除铁锚，因此往往一颗水雷下面挂着的铁锚重达好几吨，摘除它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和时间。而有的水雷直接将铁索拴在海底山石上面，人力很难将其拉出来。
但这些对于王辰浩来说相当简单，蛟龙号的机械手臂水下起重能力完全可以轻松搞定它们。
王辰浩很快搞定水雷舰队的分工问题，他驾驶蛟龙号负责探测出水雷位置，并托起雷锚和雷索，剩下的摘除雷锚、雷索，移走水雷的工作由水雷营官兵们来解决。
这是对付航道锚雷，对付港口外的漂雷也无需王辰浩操心，水雷营官兵们拿张大鱼网就可以拖走了。
王辰浩这边敲定了水雷舰队相关事宜后，丁汝昌那边也准备好了雷击舰队。
雷击舰，后来代表鱼雷驱逐舰，此时表示鱼雷艇组成的舰队。
北洋水师主力舰队拥有十五艘鱼雷艇，分别为“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福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干一”、“干二”等十五艘。
看名字就可以知道它们是由北洋水师各舰驼带的，左字头由左翼各舰搭载，右字头由右翼各舰搭载，定镇二舰上面可以搭载三艘鱼雷艇，中甲、中乙由济远舰驼带，干一、干二由致远舰搭载。
这些鱼雷艇中，一般都在28吨至74吨之间，搭载一具150度广角鱼雷发射架，速度13节~16节之间。福龙吨位最大最先进，为120吨，两个210度广角14寸鱼雷发射架，备四枚鱼雷，速度24.2节，配防御37速射炮。
福龙是李鸿章花了6万两银子从福建水师买回来的，但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李鸿章再次低声下气的向两江总督张之洞示好，花了18万两银子将他治下的八艘雷字号鱼雷艇借调北洋，分别是“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巽”、“雷艮”、“雷兑”，号称两江八卦鱼雷营。这八艘鱼雷艇是张之洞于1884年从德国挨吕屏什好船厂订造，排水量26吨，速度19.5节，一具14寸鱼雷发射管。
接着，李鸿章又花了5万两银子从两广总督李瀚章手里将广东水师的“雷龙”、“雷虎”、“雷中”三艘鱼雷艇借调北洋。
李瀚章和李鸿章是兄弟，借调自然不用花钱，但李鸿章还是将五万两银子作为广东三艘鱼雷艇的开拔费支出。
这三艘年头和北洋的鱼雷艇一样是1882年购买自德国伏尔铿厂，也是当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为跟李鸿章较劲而订造的，从起名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