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当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同时在民间，也展开了抵制日货的各种活动。
然而在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在北洋政府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业协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甚至就连当时的海军部长李鼎新，这个曾经参与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将领，也调派了两艘军舰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
当时的中国，只能用善良来形容吧…
毕竟就在不久前，中国还因为山东等地的关系，在北京爆发过五四运动。
可是等到日本地震的消息传来时，当时的国人却是以德报怨。
然而日本人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
“不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朝鲜人要举行暴*】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数千名朝鲜人和数百名中国人。”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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