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特殊的情报可以证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试图接受中华帝国的警告，停止现阶段的海军竞赛蔓延下去，但日本海军的一些低级军官谋求通过暗杀田中义一来阻止此事的消息，让田中义一最终选择沉默，这无疑是一种悲剧。
这个时代的日本生活在一种悲剧的世界观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不幸的事件之一，而它的起始点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福泽谕吉在社会思想和制度上要求日本脱亚入欧时，另一位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日本思想家田口卯吉也提出了一个更为离奇的思想，即日本人种也要脱亚入欧，以此回应19世纪至2世纪上半叶泛滥于整个世界的高加索人种优势论。
丘吉尔在英国竞技神号航母和两艘重巡洋舰被日本海军击沉时，他说宁愿是被德国海军击沉这些军舰时，指的就是这种高加索人种的至高无上论。
当帝国陆军在欧洲战场击败奥匈帝国，在中苏战争之中再次击溃数百万的俄国红军时，欧洲盎格鲁v撒克逊人种的那种内心世界的疑惑和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也是一种日本来自欧洲人种的言论，日本那时最为著名的学者小谷部全一郎在全面的论证之后，宣称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于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经消失的“迦德”族部，日本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日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而他们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日本人要比中国人白很多，他们是白种人中的一中。
大正时期的日本历史学家木村鹰太郎的研究更为夸张，他宣称日本的领土也是西来，以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为基础，宣称日本最早是埃及建立国家，那里就是日本传说中的倭女王国，古埃及女王就是倭女王大日本帝国的疆域曾经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从东到西征服了整个世界。
现在看来，这样的所谓研究实在是过于荒诞和无耻，但在1928年，这些传说般的研究正流行于整个日本，每一个“证据”传出都会让整个日本社会和国民振奋不已。
不管是伊势事件，还是现在中日海军竞赛，都已经让宋彪真正的理解了日本和这个时代，总之这就是一个远离理性的时代，如果非要用理智去解释每一个国际事件，特别是围绕着日本的那些国际事件，你根本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理解日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不要去尝试如何理解这个时期的日本的理性在哪里2世纪初叶的日本也根本就无理性可言在浮躁的国际竞争中，他们选择一条不归路也是唯一能够实现日本民族称霸世界之梦的道路而已。
同样不可理解的还有中国。
纵观历史中国的民主精神往往是和忠君思想所联系。
清末立宪会在各省的议员何等激昂，那里面所涌动在灵魂深处的思想都是儒家精神中的忠君报国而已，共和在很大程度就彻底撕毁了这种中国式民主的源动力。
不管是民国，还是共和国，最终都彻底宣告了儒家之死。
在今天的帝国时代，支撑着那些议员、官员、军官的最重要的思想还是儒家精神中的忠君报国不论国体如何变化，中国至少还有一位圣明威远的皇帝。
宋皇帝就是这个帝国的象征，他的存在正是这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过渡期的第一保障，作为最后实质意义上的皇帝儒家思想的拥趸者们依然效忠于他。
如果不效忠于皇帝和报效国家，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正是这种力量在社会层面支持着整个国家的运转保证了国家的秩序，和法律一起限制着政府官员的贪婪，监督着政府的运转，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美好的一个时期。
这就是神武新政。
这就是神武复兴。
它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篇章，被后代们无数次的仰慕和崇拜。
你不能期待国家和民族的支柱在一瞬间都成为民主人士，变成法制社会的基石，但至少能让他们在儒家、重法、仁政、现代、西化、民族主义、光复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等等思想浪潮中寻找一个锚柱，拴住所有的船只，稳定所有的洪流，让整个社会有一个总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
宋皇帝就站在这里，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体和灵魂去支撑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他的威信和地位其实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国人所赋予的，他只是各种思想者的寄托，人们愿意夸大他的存在，并一厢情愿的相信因为有他的存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将是安全的。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有着无比沉重的分量，鼓励和趋势人们为之向往，为之努力，他说中国需要现代的实业家，于是国民就会踊跃的想要成为实业家;他说中国文化需要改良、继承和光复，于是国民就会踊跃的改良、继承和光复传统文化;他说中国需要最为优秀的军人，国民就会踊跃参军，报考军事院校……。
正是因此，宋皇帝很多时候都会选择沉默。
他有的是如火焰一般高涨的激情，但却不愿意犯错，因为他一旦犯错，就将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上海视察之后，虽然感觉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宋彪却沉默寡言的一句话不说，只是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理方式低调的转达给内阁，让内阁想办法收缩信贷，挤压上海等大城市的地产和股市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