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对四大信托公司的管理采取委任制，通过在国内公开招聘的方式竞选合格的高层管理人员，并由首相亲自委任四大公司的总裁，由中央审计总局和**的社会审察机构联合对四大公司进行年审，事实上，四大信托公司也是中央调查总局每年都要重点普查监管的目标。
查的很严，但在具体的经营管理上，四大公司的总裁一经任命都将获得绝对的管理权限，有利于灵活的经营和更有效的内部管理，除了资产所有权属于中央外，其他方面同正常公司没有任何区别。
至少这几十年看下来，四大公司的模式还是很成功的，在全球范围内，帝国四大中央信托公司的情况也是一个特例，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华帝国属于国家资产主义的范畴。
过去成功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成功。
宋彪对此是怀疑的，所以，他觉得四大信托公司还是要上市，接受更多渠道的监管，当然，四大信托公司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上市之前可能还要专门在国会推动新的立法以保障四大信托公司为国家服务的很多基本原则。
对于宋彪的这个提议，陈瑾是赞同的。
陈瑾颔首称是，道：“四大信托公司目前已经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支柱，如果没有四大公司提供的财政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完全能够坚持帝国打完中日、中苏两场战争，但是后续所要面临的巨额财政赤字肯定是非常煎熬的。就目前的财政而言，即便我们再同英国就印度地区的**开战，那也不是太困难的问题。”
宋彪抽着雪茄，继续在心里盘算着这个事情，过了片刻才同陈瑾说道：“我倒觉得英国并不是我们最终必须面对的敌人。欧洲殖民主义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要我们循序渐进的推进，可能也就是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能逐步推进完这一进程。”
陈瑾多少有点惊讶，联想到皇帝在海参崴安排内廷撰写的社论，他猜想皇帝在心里已经调整了对欧洲的政策思路，当即问道：“陛下是否认为纳粹式的德国对我国威胁更大？”
宋彪微微颔首，道：“现在能挑战帝国的只有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而已，将根基建立在殖民地化的英国迟早还是要崩溃，我们只需要充当一个推手，而不是一个砸墙的铁锤。至于德国，这种威胁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美国的危险一方面是不危险的，至少不会威胁到帝国的发展，但也是长期而棘手的。”
陈瑾问道：“那是否意味帝国必然要对德国给予更为严厉的遏制，甚至是不惜以战争的方式？”
宋彪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目前还没有必要必须对此给予一个准确的答复。
他避开这个话题，继续同陈瑾谈论英国，道：“英国人现在批评我们是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我们在制度上同苏联、纳粹德国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保障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实力，同时，我们也更多的保障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施行一种介乎于英美和苏联、德国之间的特殊政治制度，但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帝国的发展。”
说到此处，宋彪颇为严肃的再强调道：“特殊的制度正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们回顾过去，在唐绍仪内阁时期，我们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张康年做为那个时期的财政大臣才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几乎是奠定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财政根基。张康年那个时期是很风光的，人人称赞他了不得，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原因，更多的功劳还是制度本身的优势。我不认为现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完全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努力，首先要保证制度的优势，而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又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所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全正确和错误，每一种社会思想和主义都有它的优点及缺点，而我们就要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去综合的衡量利弊。”
陈瑾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宋彪皇帝这番话的用意之所在，现在有机会竞选下一届首相的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他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首先站在一位帝国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中国的未来。
制度取决于主义，而中国的主义是极其复杂的，其根本还是光复思想，只要有利于民族的强大和光复，那就是有利之事。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并不急于答话，只是不停的默默点头认可。
说一句真心话，宋彪非常欣赏陈瑾的才干，如果能给陈瑾一个好的根基，陈瑾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于帝国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能为帝国带来的国家利益将不低于当年被称之为“功在千秋”的张康年。
人们总是说张康年的十年财政大臣任期取得的成就是“功在千秋”，今时今日，在中苏、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就能看出来，如果没有张康年当年留下的四大信托公司和规模庞大的中央政府投资性资产，帝国今日如何能有这样雄厚的根基？
所以说，一个好的财政大臣很重要。
在同陈瑾的谈话中，宋彪同时开启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英德美三国对帝国的不同特征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