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淅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者：“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可闻。临行前他把皮轱辘充足了气，走在坚硬的沙石路上，小车轻松地蹦高，车上载又轻，人又身体壮，怀里揣酒瓶，走几里路就襻在肩上手撒车把，拧开瓶塞抿几口烧酒，腿轻脚快唱小曲儿，恣悠悠的，完全是一个难民队里的贵族。
指导员黑眼珠子咕噜噜旋转，微笑着走到路边来。他友善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没人回答他。因为他问话时眼睛盯着一棵杨树干，树干上留着那汉子刚抹上的黑色车轴油。银灰色的杨树，一棵挨着一棵，枝条都往上拢着长，有直插云天之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地射在了王超脸上，他脸上友善的微笑陡然消失，换成了一幅像山一样威严、像庙一样阴森的面孔。“你是什么成分？”他目光紧盯着王超那张油光光的大脸，突然发问。
王超懵头转向，张口结舌。
“看你这样子，”指导员咬钉嚼铁地说，“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不是富农，也是小店主，反正你绝对不是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而是个吃剥削饭为生的寄生虫！”
“长官，”王超说，“冤枉啊，我是个剃头匠，靠手艺混饭吃，家中只有破屋两间，土地没有，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了今日，不管明日；俺那儿刚刚划完成分，区里给俺划了个小手工业者，相当于中农，是基本力量呢！”
“胡说！”独臂人道，